第6天　去养老院

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老习惯最难改。

今天，我为此感到庆幸。

亲爱的外婆：

星期六我坐早班车进城，来看你。路很长，要两个钟头，先绕过湖的尽头，再穿过田野，然后忽然就进了街道。我两手空空，因为妈妈说花会把你的房间塞得太满；铁盒我也留在了家里。

十二号房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廊里有地板蜡和烤面包的味道。房间有一扇窗，对着一个摆着喂鸟器的花园，有一只数字很大的钟，窗边还有一把椅子，工作人员都管它叫你的椅子。架子上有一张外公穿着那身好西装的照片，还有一张妈妈小时候的照片，头发上扎着丝带。

汉娜在十二号房门口迎我，穿着蓝色的制服，说话的声音从来不慌不忙。她说你上午过得很好，把粥都喝完了。然后她给了我一条建议，这就是我想转告的那件小事，因为任何去看望心爱之人的人都可以试试。“别问她记不记得你，”她说，“一开始就直接告诉她你是谁。这样她就不用费力去找了。”我照做了。我在你的椅子旁坐下，说：“你好，我是薇拉。”就这么一句。

你和蔼而客气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你正要去帮忙的人。然后你说：“早上好，老师。你是新来的吗？”

我说是的。我是新来的。

然后，外婆，你又成了一位老师。不是一个穿着开襟毛衣的老太太，而是一个在教书第一年、为自己的班级操心的老师。你告诉我，坐在后排的那个小男孩坐不住，得给他的手找点事做。你告诉我，那个梳辫子的女孩其实比她让人知道的读得好。你告诉我，下午要把炉门关上，不然教室里会冒烟。你说起他们，就好像他们正在五十八年前的湖对岸等着你，而你得在钟响之前赶回去。

我没有纠正你。我问你，一个不肯大声朗读的男孩该怎么办。你认真地想了想，说：“让他读给比他小的孩子听。”我差点笑出来，因为我已经试过了，而且管用。

然后你问我，冬天的柴够不够烧，家长们有没有送柴来。我说够，送了；有人在我门口放了一篮。你看上去很高兴，好像那是你亲自安排的。

你说话的时候，手在膝盖上的毯子上移动。你的手指在写字。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一个个圈，一道道斜笔，是那种老式的学堂字体，每个g都拖着长长的尾巴。你已经不能读了，可你的手还记得字母该怎么写。

这让我今晚读了些关于习字帖的东西，在这里说句题外话。很长一段时间里，孩子们学写字，是把同一行字一遍又一遍地抄进本子里，每一页顶上都印着一行范字。那往往是一句好话，一句谚语，所以孩子同时学会了一句俗语和一手好字。这个法子的道理是，动作会进到手指里，留在那里，就像揉面，你的手不用人提醒就会。你的手指在毯子上写字，就证明这个法子是灵的。

我离开的时候，汉娜送我到电梯口。她说你上午常常是这样，回到了教室里，而这似乎能让你平静下来。我告诉她，你曾经在一座湖边小镇当过一年老师。她说：“才一年，她到现在还在点名呢。”她说得很温柔，然后就沿着走廊回去，帮别人吃午饭了。

坐车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那句谚语。老习惯最难改。人们说这句话，通常是在抱怨。可你的老习惯，是你身上最温柔的东西。你忘了我的名字，忘了年份，忘了外公已经不在了。可你没有忘记怎样为教室后排的一个孩子操心。我希望这个习惯能陪着你，很久很久。

薇拉

第7天　格蕾塔的邮票

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格蕾塔一个字也不信。

亲爱的外婆：

邮件是骑着一辆绿色自行车来到湖边小镇的。它大约十一点到，前面挂一只车筐，后面挂两只邮袋，不管有没有我们的信，到了校门口都要按一按车铃。格蕾塔说孩子们喜欢听。孩子们说是格蕾塔喜欢按。

她认得每个人的笔迹。我来的第一个星期她就告诉我，一封信还没翻过来，她就知道是谁寄的；哪些信封里装的是账单，哪些装的是照片，她掂一掂手里的分量就知道，就像面包师敲一敲面包底，就知道烤好了没有。

邮局就是商店后面的一个柜台，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格蕾塔就坐在柜台后面。今天下午我进去买一本邮票。这是我这个月买的第二本了。格蕾塔把邮票撕下来给我，却没有收钱，而是靠在柜台上看着我。

“你买邮票，”她说，“可你从来什么也不寄。我会不知道吗？什么东西都得经过我的邮袋。”

我本可以说我是在城里寄的。可我把实话告诉了她：我在给外婆写信，她已经不能读了，我把每一封都放进一只铁盒里。每一封我都贴上邮票，因为在我看来，一封没贴邮票的信像是没写完，就像一个早出炉了一分钟的蛋糕。

格蕾塔没有笑。她摘下眼镜，在围巾上擦了擦。我已经知道了，她在想事情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她说：“你外婆？很多年前的那位老师？”我说是的。她说，那时候送信的是她自己的母亲，骑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她母亲常说，那位年轻的老师每个星期都往家里写信，长长的信，装在厚厚的信封里。“我妈说，她什么时候想家，一看就知道。信封会变厚。”

然后她跟我讲了死信的事。这就是我要说的题外话，因为我回家后又读了些相关的东西。自从有了邮政，就一直有些信是送不到的：地址写错了，没写地址，收信人搬走了。许多邮政部门专门为这些信设了一个处所，叫死信局，那里的职员获准拆开信件，只为在里面找到一个名字或一个地址，好让信回到家。有些退回了寄信人手里。许多根本无法退回，最后都被销毁了。格蕾塔说，她一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地方。满满一屋子，都是人们想说的话。

我说我的信不是死信。它们是在等待的信。格蕾塔想了想，说这个区别说得在理。然后她到底还是把邮票卖给了我，还白送了我一张湖景明信片，是一张卷了角的旧明信片。她说，它从渡船停运之前就一直挂在她的架子上。

我走之前，她教了我一件小事，今晚我就试了。“地址还是要写，”她说，“哪怕它是要放进铁盒里的。写了地址的信封，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于是我在这个信封上，用我最好看的字，写下了你的名字、十二号房和养老院的名字。看上去确实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像一封信，而不是一张便条。任何一封你不打算寄出的信，都可以这样试试：给它写上完整的地址，就好像它随时都可能启程。

格蕾塔还是不认那句谚语。她说，没有消息不是好消息；没有消息，只是一封还没写出来的信。她这辈子大半时间都骑着那辆绿色自行车，替别人运送消息，她说，让她担心的，恰恰是那些安静的日子。

我想她说得对，我也想那句谚语多少也有点道理。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妈妈不会告诉你任何让人难过的事，你会过上平静的一个星期。这很好。可是消息并没有丢。它就在这里，在铁盒里，写着地址，等着。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