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天　打开的铁盒

夏洛蒂·勃朗特让她小说里的一个女孩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看来，生命太短促了，不该用来怀恨记仇。”

妈妈和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学会这一句。

亲爱的外婆：

星期六妈妈来了湖边小镇。她说这次想看看学校，因为冬天来时她只看了房子，而且坐班车比开车省油钱。我想她也是想在一个没有护士走来走去的地方看看我。我带她看了教室，还有院子里的面包炉。回到厨房，她径直走到门框前，摸了摸你的姓名缩写，像在跟一位老朋友打招呼。

我出去拿柴，让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待着。等我回来，她正站在架子前，手里捧着你那个打开的蓝铁盒。她本来是想找你那张大麦汤的卡片。她找到了卡片，在卡片底下，还找到了我的信。四十三封，每封都对折着，最上面都露出“亲爱的外婆”几个字。

“我以为你只写了一两封，”她说，“我以为你只是一时兴起。”

我什么也没说。我看得出她已经读了一封。那封信摊开在桌上，我从段落的样子就认出了是哪一封。是秋天我们在电话里吵架以后我写的那封，写芦苇上的霜，也写她。

“你写我在害怕，”她说，“写给我自己的母亲。背着我。”

“我是写给外婆的，”我说，“不是写你，是写给她。”说完我就听出这话没什么分别，我们俩都停住了。

那是很难熬的一个钟头。她说这些信是我想把你留给我一个人的办法。我说，这是我能跟你说话又不会让你难过的唯一办法。她说每个星期天都让她难过，三年来那些星期天都是她一个人撑过来的。我说我知道。我说对不起。她说她也对不起，她累了，然后她在厨房桌边坐下，把脸埋在手里。我去烧水，因为在我们家，当你不知道该拿别的什么怎么办的时候，手就去做这件事。

茶泡好了，我试了一件事。我从你铁盒的最里面拿出两张空白的食谱卡片，给了她一张。每张卡片上，我们各写两行：一件我们抱歉的事，一件我们感激的事。别的什么都不写。然后交换。她的卡片上写着，她抱歉把我的信说成一时兴起，感激我在医院陪着你，让她能睡上一觉。我的卡片上写着，我抱歉写了她，却没有写给她，感激她的每一个星期天。吵过架以后，跟谁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卡片小是有意的，上面写不下一篇演说。

后来她又读了三封信，这一次是得了我的允许的。一封写李子蛋糕。一封写埃米尔和那张照片。一封写米拉用手指在烤盘的面粉上拼单词。读到面粉那封，她笑了。读到华尔兹，她哭了。“她会喜欢这些信的，”她说，“要是在以前。”我说我觉得你现在也许还是会喜欢，用你自己的方式，只要有人慢慢地读给你听。她没有说不行。她说：“别一下子全读。”

铁盒是很好的收藏者，我对她说，多半是为了填满那阵安静。这种盒子用的是马口铁，也就是薄薄的铁皮外面镀上一层锡，因为锡不生锈；最早这样做，是为了把食物运到很远的地方也不会坏。很多年里，饼干都装在彩绘的铁盒里卖，盒子漂亮得舍不得扔，于是一家又一家，它们最后都装上了纽扣、针、种子和信。妈妈说这话真像个老师说的。然后她把我们的两张卡片放进铁盒，压在信上面，自己盖上盖子，沿着一圈按下去，就像按紧一罐果酱的盖子那样。

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那个女孩说得对。我们本可以花一整个下午去算旧账，我们也差一点就这么做了。生命太短，容不下这个，外婆，你就是证明：你一生中那么多东西都已经安静下来，留下的是善意，而不是那些委屈。妈妈和我决定了，要留住你留住的那些东西。

薇拉

第45天　湖冰消融

亨利·戴维·梭罗写他林中湖畔的春天时说，我们需要荒野这一剂补药。

这个星期，湖给我们喂了满满一勺。

亲爱的外婆：

星期三，湖冰化开了。冰面已经灰了好几天，软了，芦苇边上露出一道道黑水；星期二夜里风向变了，从南边吹来，又暖又湿。到了早上，整个湖都在说话。

第一节课还没开始，我在教室里就听见了。先是一声长长的呻吟，接着一声脆响，像盘子掉在石头地上，然后是一种我只能这样形容的声音：好像一个巨人在往碗里倒糖。皮普跑到窗前。接着所有人都跑到了窗前。尤里说湖饿了。贝亚说那是湖在床上翻身。

拼写课我不上了。我们穿上外套和靴子，十一个孩子排成一行走到湖边，远远地站在渡口小屋旁干燥的坡岸上，那里地势高，很安全。

这是我们试的事，住在水边、风口，甚至热闹街边的人，都可以试一试。回到教室，每个孩子画出一种在湖边听到的声音。不是画湖，是画声音。尤里画了一道锯齿。贝亚画了一排小铃铛。莱昂画了一张大大的圆嘴。皮普画了一条狗，因为对岸有条狗叫过，他说这也算。然后我们把画钉在墙上，猜哪种声音是谁的，这比看上去难，也吵闹得多。

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埃米尔从渡口小屋里走了出来。他没有走近孩子们，只是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台阶上看着冰，就像厨子看着一锅快要沸腾的牛奶。我走过去时，他说：“这样的春天我看了八十个了，每一个都不一样。”接着又说：“她喜欢这一天。她会为了这一天让孩子们停课出来。跟你一样。”

这件事我不知道。点名册上没有。这正是点名册永远不会写的那种事。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天早上他在码头上帮父亲收拾绳子，看见一排孩子跟着他们的老师站在坡岸上，个个张着嘴。“跟你的学生一样。”他说。

后来我在学校柜子里的一本旧书上读到，冰之所以会呻吟，是因为它从来不会静止。整个冬天，它随着天气长大又缩小，冷夜里厚一点，太阳下薄一点，它推挤着湖岸，也推挤着自己。推得太用力，它就裂开，裂缝一眨眼就能穿过整个湖面。声音在冰里传得比在空气里快，所以它会唱，会轰鸣，会吹口哨。到了春天，冰里灌满了水，碎成一根根细长的冰晶，像一支支竖着的蜡烛，风把它们推到一起，它们就互相碰得叮当作响。那就是倒糖的声音。那就是贝亚的那排小铃铛。

到了下午，从渡口小屋到岬角已经是一片开阔的水面。到了傍晚，最后的浮冰都堆在了北岸，白的灰的，像一顿大餐后摞起来的盘子。六点钟，埃米尔敲响了钟，入秋以来第一次，钟声越过的是水，而不是冰。听上去不一样了。更柔和，也更远。

放学时，托马斯来校门口接米拉，和我一起在篱笆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湖。他说每年春天他都觉得又能喘口气了，就像有人在满是蒸汽的厨房里推开了一扇窗。我说我也是。米拉跑在前面，把她的画拿给埃米尔看，埃米尔把画举得远远的，郑重地点了点头。后来托马斯和我都不说话了，因为湖说得已经够多了。

梭罗说的补药没错。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带着湿靴子和清醒的头脑回到家。我想起二十二岁的你，放学生出来看冰，在同样的风里，站在同一道坡岸上。有些好东西不装在瓶子里，也不装在罐子里。这一剂，装在一整个湖里，而且分文不取。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