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天　十二号房里的华尔兹

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爱就是一切，这便是我们对爱所知的全部。”

这句诗我读过很多遍，一直没有真正读懂。星期六，在你的房间里，我想我懂了。

亲爱的外婆：

汉娜在十二号房门口迎我们。她把你的椅子搬到了窗边，早上的光从那里低低地照进来；她给你梳了头，给你穿上那件钉着木扣子的蓝开衫。“她早饭吃得很好。”她对我说。然后转向埃米尔，声音更轻了些：“坐在她看得见您脸的地方。”

你正望着外面的停车场。我们进门时，你转过头来，露出如今对谁都一样的那种客气的微笑，那微笑像是在说：有人来看我，我很高兴，只是不太确定你们是谁。埃米尔在门口停住了。我看见他吸了一口气，就像要搬起什么重东西之前吸的那种气，然后他走了进来。

他在你椅子旁边的矮凳上坐下，把那袋苹果放在你膝上。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也没有问你记不记得他。在车上我把汉娜从前告诉我的话讲给了他听：问题有时会让人觉得是在考她，给予要比发问更温柔。

所以他给予。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起了皱的小苹果，举起来。“渡口小屋后面那棵树上的，”他说，“还是酸的。”

你接过来，在手指间转着，凑近闻了闻，什么也没说。

接着埃米尔哼起歌来。很轻，有一点走调，是那支华尔兹。就是秋天里我第一次对你说出他的名字时，你哼给我听的那一支。三拍，一长两短，像有人一步跨上船。

你不再转那个苹果了。你看着他，是真正地看着，就像从前我盐放多了的时候，你从食谱书上方看我的那种眼神。然后你说：“埃米尔。”不是在问。只是叫他的名字，就像隔了很久，在抽屉最里面找到一样东西时叫出它的名字那样。

他停下不哼了。“安娜。”他说。他握住你空着的那只手，没拿苹果的那只，把它放在椅子扶手上，握着。

这没有持续多久。一分钟，也许两分钟。然后你又看向窗外，问我孩子们有没有带外套，因为看样子要下雨了。我说带了，他们都带了外套。埃米尔还是握着你的手。你也由他握着。汉娜推着茶点车走到门口，又轻轻地把车掉过头，先去了隔壁房间。

这是那天我学到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对一个已经抓不住言语的线头的人试一试。从他们喜爱过的地方带一样小东西来，可以握在手里、可以闻的东西，在你开口说任何话之前，先放到他们手中。一个他们认得的树上结的苹果。花园里的一小枝。他们做过饭的厨房里的一块面包头。让他们想翻看多久就翻看多久，不要解释。埃米尔的苹果在那个房间里做到的，比我所有斟酌过的句子都多，因为它什么也不要求。它只是到来，就像烤箱里的香味，总是在别人告诉你烤的是什么之前，先飘到你跟前。

后来我读到，嗅觉通往记忆的路最短。传递气味的神经几乎是笔直地通向大脑里古老而深处的那些地方，感情和记忆就收藏在那里，不像视觉和听觉那样要绕一大圈。所以厨房里的一股气味，能在你明白为什么之前，就带回整个童年。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酸苹果打开了一扇光凭名字打不开的门。

回去的车上，埃米尔一句话也没说。他把空纸袋叠得小小的，放在膝上。过了加油站的某个地方，他说：“她认出我了。”我说是的。一个钟头后，快到湖边时，他又说了一遍，像是在确认这件事还是真的。

狄金森的诗很短，因为它不需要更长。你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天，也不知道我是谁。你认得他，认得一支华尔兹，认得一个酸苹果的味道。在那两分钟里，那就是一切。我想，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那就够了。

薇拉

第43天　一直烧着的炉子

乔治·艾略特写道：“我们活着，若不是为了让彼此的生活少些艰难，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从前觉得这是一个忧伤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答案。

亲爱的外婆：

春假里我在妈妈城里的公寓住了四个晚上，这样每天都能去看你。星期四我坐晚班车回来，天黑，下着雨，一想到冷冰冰的屋子就已经累了。三月底的冷屋子，不知怎么比一月的还难受。冬天冷，你早有准备；春天也冷，你就没想到了。

可是我厨房的窗户亮着灯。

我拎着包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动。然后我走了进去。厨房里很暖和。炉子烧着，火不大，很稳，旁边整整齐齐码着一堆劈好的柴，不是我劈的。窗台上的花，那盆天竺葵和两盆香草，都浇过水了。桌上有一个用布包着的面包，还有一张字条，字写得又大又认真：“面包是米拉做的。火是爸爸生的。我们没有碰你的信。”

我穿着湿外套在桌边坐下，哭了一小会儿，是好的那种哭，大半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学前，托马斯过来还钥匙。他穿着干活的夹克站在门口，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你把它放在石头底下了。那块石头谁都知道。”我说谢谢。他说这个星期很冷，这屋里的炉子一没人管就闹脾气，他不想让它闹脾气。这时米拉从他身边挤进来，问我尝过面包没有，我只好承认，半夜里我站着就吃掉了一半。她看起来非常得意。托马斯抬头看着天花板，那是他补过的，像是在检查自己的活儿。

他教我他是怎么让火烧了四个晚上，却不用守着它的。这是那天晚上我试的事，你比我早很多年就知道了。睡前，把烧红的炭耙到炉膛后面拢成一堆，上面压一根粗木柴，再整个盖上一层灰。把风门关到几乎全闭。那层灰就像锅盖：热气留在里面，慢慢地烧，第二天早上把灰耙开，红红的炭火正等着你。托马斯说，他爷爷管这个叫“哄火睡觉”。星期五晚上我试了，星期六早上，我还没找到袜子，厨房就已经暖和了。

还有那些花。米拉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冷窗台上的花会朝着光那边歪，要是一直不转它，它就会长歪，就像一个总坐在桌子同一边的人。所以每次浇水，都要把花盆转四分之一圈。这是她奶奶教她的。她说，花也需要从每一边看看这个屋子。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转它们，她还会来检查。

我老是想起那张字条。“我们没有碰你的信。”米拉一定是看见了架子上的铁盒，问起来，托马斯一定告诉她，有些东西即使是你在替人照看，也是别人的私事。这是很短的一句话。也是今年别人写给我的最温柔的一句话。

朵拉说，湖边小镇一向就是这样。有人因为生病或伤心不在家，邻居就替他把火看着，谁也不会为此说一番大道理。她说瓦尔加太太有一次告诉她，瓦尔加太太自己的母亲就为那位老师这样做过，就是你走过冰面去看一个生病的学生、回来时膝盖以下全湿透的那个冬天。瓦尔加太太的母亲点着的就是这个炉子，还在旁边留了一锅牛奶温着。“所以你看，”朵拉说，“这只是房子在还人情罢了。”

乔治·艾略特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个星期。我在十二号房陪着你，妈妈陪着我，托马斯和米拉陪着我的炉子。我们谁也没法让那件大事变得不那么艰难。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替别人把其中一小部分变轻了。也许她说的就是这个。也许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在别人不在的时候，替他把火看着。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