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天　埃米尔的请求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过：拥有朋友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做别人的朋友。

星期一早上，我把这句话抄在黑板上；到了下午，不知是谁在下面画了一条小船。

亲爱的外婆：

我回到湖边小镇了。下午四点，班车拐过最后一道弯，湖面还是白的，边上却发了灰，像炉子上搁得太久的牛奶。屋里很冷，炉子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着。然后我穿着外套坐在厨房的椅子上，隔着院子望着学校黑着的窗户，一直坐到觉得自己又能做他们的老师了。

星期二，埃米尔来了。他没有敲学校的门，只是手里攥着帽子，在校门口一直等到放学。萨米第一个看见他，大喊摆渡人来了，全班都挤到窗前。埃米尔朝他们抬起一只手，抬得很慢，像在招呼一条船靠岸。

孩子们走了以后，他问：“她怎么样？”

我把能说的都告诉了他。你回到了十二号房。烧已经退了。你睡得多了些，能喝一点汤，汉娜给你整理床铺的时候会握着你的手。他听着，眼睛一直望着湖。

然后他说：“我想去看看她。就一次。如果你肯带我去的话。”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到妈妈，他话还没说完，她就会说不行。我想到你，你也许认不出他；而他，一眼就会认出你。我想到那趟班车，来回各两个钟头，想到他冬天那场感冒之后的膝盖。我还想到你的那张食谱卡片，写着“给E.”的那张，是你二十二岁时用工整的字写下的。

“好，”我说，“我带您去。”

他点点头，把帽子重新戴上，就这样了。可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外套最上面那颗纽扣只剩一根线吊着。我让他进屋，坐在炉子边，我给他把扣子缝上。

这是我试过的一件小事，你也可以试试。往厚外套上缝扣子时，先在扣子上面横放一根火柴，连火柴一起缝过去。缝好后把火柴抽掉，再用线在扣子底下的针脚上绕几圈。这一小截线柱能让扣子从厚呢子上立起来，外套扣得顺，线也不容易磨断。埃米尔看着我缝。他说他母亲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用的是一根鱼刺。

旧纽扣有它们自己的来历。在商店把纽扣钉在卡片上卖之前，人们会把旧衣服上的扣子剪下来，收在罐子里；一件好外套身上，也许钉着前面三件外套的扣子。我的罐子是个果酱瓶。朵拉说她的是个饼干盒，她母亲能说出每颗扣子来自哪件外套，就像有的厨子尝一粒碎屑就能说出是什么蛋糕。

扣子缝好了，埃米尔站起来，扣上又解开，试了试。“好，”他说，“现在我可以体面地去见一位女士了。”

我笑了，他也笑了。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就像照片边上那个年轻人。

后来我在洗杯子，托马斯带着米拉回家，从院门前经过，我把埃米尔的请求告诉了他。他想了想。“那就坐早班车，”他说，“晚班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车站那几级台阶他会不喜欢的。”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这辈子一直在替年迈的摆渡人安排行程。米拉问埃米尔是不是要去看他的女朋友。我说他是去看一位老朋友。“爸爸也总这么说。”她说。托马斯忽然只好低头看自己的靴子。

我已经写信问汉娜哪天最合适。我会用平平常常的话告诉妈妈，也会好好听她怎么说。

爱默生的那句话还留在黑板上。今天早上伊达问我它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是你不要等朋友来找你，你要自己走过去。埃米尔等了五十八年。我想，这些年他一直是你的朋友，用他唯一能用的方式。现在轮到我了，去做你们两个人的朋友。

薇拉

第41天　进城的班车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写过夜里相遇的船，它们擦肩而过时互相致意：只亮出一个信号，黑暗里传来一声遥远的呼唤。

天蒙蒙亮，我站在车站上，身边是穿着补好的外套的埃米尔，那时我想起了这几句。

亲爱的外婆：

星期六我们坐了头班车。车七点从村礼堂旁边的广场出发，三月里，那时的天是淡茶的颜色。埃米尔比我先到。他膝上放着一个纸袋，不肯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

车上几乎没人。格蕾塔在第二站上车，带着一个要寄给她姐姐的包裹，看见我们俩，眉毛扬得老高，我只好扭头看窗外。她坐在我们后面，整整一个钟头一句话也没说，这对格蕾塔来说，简直算是一份礼物。过了第三个村子，一个女人提着一篮鸡蛋上来，坐在过道对面。埃米尔朝她点点头，她也点头回应。等她下了车，埃米尔告诉我，她结婚那天是他把她渡过湖的，一路上她两只手一直按着帽子，生怕婚誓还没说出口，帽子先被风刮走了。

埃米尔说了很多话。我从没听他说过这么多。也许是因为这辆车吧，他说它跟船一点也不像：颠得太厉害，晃得又不够。他给我讲渡船的那些年。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就让他掌舵，不过只在风平浪静的早上。渡船六点运牛奶桶，九点送医生，一天两趟接送上学的孩子；有一回还运过一架钢琴，船上所有的绳子都用来捆它了，为的是对岸的一场婚礼。起雾的时候，他凭码头上的钟声和岸边人家的柴烟味掌舵。

“那位老师呢？”我问，“她坐过渡船吗？”

“每隔一个星期六，”他说，“去赶集。她总是站在船头，下雨也一样。她说船头的风是最好的。”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手里转着那个纸袋。

在那辆车上，我试了一件想要记住的事。他沉默的时候，我没有用一个大问题去填满那段安静，而是问了个小问题：“您每天早上在渡船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又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第一件事永远是把长椅上的露水擦干，免得第一位乘客坐下去湿了衣裳。这样的问题可以问任何人，问任何一种活计。忘了很多事的人，常常还记得自己的早晨。

他还给我讲了绳子是怎么养护的。渡船的绳子泡在水里，晒在太阳下，冻在霜里，要是不管它，它会从里面烂掉。所以每年春天，他父亲都给绳子上焦油：把绳子一圈圈挂在院子里，用烧热的刷子刷成黑色，整片湖岸要香上一个星期。埃米尔说，闻闻码头的气味就知道是什么季节：春天是焦油，夏天是鱼，秋天是湿羊毛，冬天什么味儿也没有，因为寒冷把每一种气味都关进了自己的罐子里。

城市是慢慢出现的。先是加油站，然后是仓库，然后是一条条灰色的长街。埃米尔不说话了，什么都看，像在一样一样地数。到了终点站，格蕾塔从我们两个座位中间探过身来。

“祝你们俩好运。”她说完，抱着包裹先下了车，我们谁都没来得及回话。

我们从车站走到养老院。我走只要十分钟，埃米尔走了二十分钟，而且一直到最后一个拐角，他才肯扶我的胳膊。到了门口，他终于打开了纸袋。里面是三个小苹果，过了一冬，已经起了皱，是渡口小屋后面那棵树上结的。“她喜欢酸的。”他说。

朗费罗的船彼此招呼了一声，便各自驶进黑暗里去了。你和埃米尔在同一片湖岸上只有一年，之后是五十八年的距离。在车上我明白了，他从来没有停止发出他的信号。每天傍晚六点，他敲响那口钟。那只是一声越过水面的声响。可是黑暗里遥远的呼唤，仍然是一声呼唤，岸上的人仍然听得见。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