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封信保持温暖 · 纳扎尔·卡卢金
第38天 汉娜说的话
丘特切夫写道，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话语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而同情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恩典降临一样。
这个星期听汉娜说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的话会回响多久。
亲爱的外婆：
你又回家了，回到了十二号房，床上铺着你自己的毯子，就是那条带流苏的黄毯子，窗边的架子上放着外公的照片。医院星期四让你出了院。救护车上的人非常轻地把你抬进来，叫着你的名字跟你道别。你把房间看了很久，然后说：“就是这儿。”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在对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勺子。
那天是汉娜当班。等你安顿好、睡着了，她把妈妈和我带进走廊尽头那间小厨房，工作人员在那里泡茶，她关上了门。她摆出三只杯子，是真正的瓷杯，把茶壶灌满，这才开始说话。我要尽我所能把她说的话写下来，因为我想留住它们。
她说，生过这样一场病以后，你会比以前更累，而且可能会一直这样累下去。她说你大概会睡得很多，吃得少一点，话也少一点。有些日子可能会好一些，可谁也说不准是哪些日子。她说得很平实，眼睛看着我们，而不是看着桌子。她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照护团队会密切留意你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她或者问医生，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坐下来回答我们。
然后她告诉我们该怎样陪着你，这是我最想留住的部分。坐在她看得见你们的地方，她说，坐低一点，不要站着俯在床边。每次进来，都先说出你们是谁，别让她去猜。说得慢一点，一次只说一件事。要是她好像想让人握着手，就握住她的手。要是她以为现在是另一年，就轻轻地陪她去那一年，不要硬把她拉回这一年来。“她没有走丢，”汉娜说，“她只是去了别的地方一阵子。你们可以去看她。”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试了最后那一条。我坐在床边时你醒了，很着急地问我冰是不是已经安全了，因为孩子们想到冰上去。要是在以前，我会轻轻地告诉你，现在不是你的那一年了，孩子们如今是我的学生。这一次，我陪你去了你的那一年。我说：“还没有。我已经叫他们等着，等摆渡人发话再说。”你放在毯子上的手不动了。你说：“好孩子。”又睡着了。谁都可以对一个健忘的人试试这个。回应那份担心，而不是那个日期。找出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先轻轻地把它放下，就像你说话之前，先把一口热锅放下来那样。
插一段闲话，因为汉娜一边给你整理枕头，一边低声唱着歌，一支没有词的、慢慢的歌。我问她那是什么，她说只是一支摇篮曲。后来我查了查。研究歌谣的人发现，世界各地的摇篮曲在某些地方很相像。它们都很慢，很简单，一再重复，而且像摇椅那样轻轻地起起落落。听的人常常能听出一首歌是摇篮曲，哪怕那是一种他们从没听过的语言。看来，我们所有人学会哄孩子安静下来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
妈妈在那间小厨房里哭了一会儿，哭得很轻，汉娜只是把饼干往她跟前推了推，静静地等着。后来妈妈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她正在发生什么，却既没有把它说得更好，也没有把它说得更坏。我想这是一种本事，就像知道一锅汤能放多少盐。
丘特切夫说，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话语会激起怎样的回响。汉娜在一间小厨房里，守着一只茶壶，跟我们说了二十分钟的话。我想她并不知道她的话已经传了多远。它们已经传进了我坐的姿势，传进了我说出自己名字的方式，传进了妈妈握着你的手的样子。同情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恩典降临一样，在一间平常的屋子里，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伴着三只杯子。
薇拉
第39天 信封里的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里，有人问一个年轻人，他是不是真的说过，美将拯救世界。
我从前总觉得，这是对美提出的一个太大的要求。这个星期，它装在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寄来了。
亲爱的外婆：
我已经在城里待了八天，住在妈妈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都到十二号房来。第一天，奥卡福先生就打来电话，叫我不要惦记学校。他找到了一位代课老师，阿尔伯斯老师。“在区里的学校教了四十年书，退休了三个夏天，”奥卡福先生说，“他闲得发慌。你这是在帮他的忙。”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可他这么说，是一番好意。
星期二，一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寄到了妈妈的公寓。地址是格蕾塔的笔迹，圆圆的，很仔细，背面她还写着：“一路平放。G.”里面是十一幅画，每个孩子一幅，还有阿尔伯斯老师写的一张短短的便条。便条上写着：“他们大体都很乖。皮普没那么乖。他们想把这些画寄给你的外婆。我没有帮忙。”
我把画在妈妈的厨房桌上摊开，我们看了很久，就像看一盘刚出炉、还没许任何人碰的饼干。贝亚画的是湖，蓝得很，一个穿着长裙的小小女人正从湖上走过。尤里画的是渡口的钟，大得不得了，钟边画着一道道线，表示声音。科斯佳画的是他的奶奶端着一锅汤，热气一圈圈往上冒。皮普画的是他的兔子坐在医院的病床上。索菲亚画的是学校，每个烟囱都在冒烟，包括两个学校根本没有的烟囱。米拉画的是三个手拉着手的人：我，你，还有中间一个很小很小的米拉。
第二天早上，我把它们带到了十二号房，下面是我试的办法。我没有把画递给你，因为你现在已经不能把纸拿稳很久了；我也没有只是把它们钉上墙就走开。我把它们钉在你床对面的墙上，钉得低低的，正好是你躺在枕头上时眼睛的高度。然后我坐在你身边，慢慢地、一幅一幅地讲给你听。“这是贝亚画的。是湖，有一位老师正从冰上走过去。”“这是尤里画的。是埃米尔的钟。”每一次，我都说出孩子的名字、他们画的是什么，再讲一件关于这个孩子的小事。对一个已经不能读字的人，谁都可以这样用画来陪伴。把画放在眼睛落到的地方，给每一幅画配上一个声音。
你听着。我想你是在听的。讲到贝亚的湖时，你把手从毯子上抬起来，指着冰上那个小小的女人，清清楚楚地说：“那个人冷。”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应该围上那条绿围巾。”我不知道那是谁的绿围巾。也许是你的，五十八年前，在冰上。
插一段闲话，因为妈妈问我，为什么皮普的兔子胳膊是从头上长出来的。世界各地很小的孩子，一开始画人都是一个样子：一个大大的圆脑袋，胳膊和腿直接从脑袋上长出来，根本没有身子。研究儿童画的人管这叫“蝌蚪人”。孩子并不是一不小心把身子漏掉了。只不过头是最要紧的部分，有脸的那一部分，其余的一切都挂在它上面。皮普已经大了，应该懂得了，可他说他的兔子就喜欢被画成这样。
午饭时汉娜进来，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站在那面墙前。她说十二号房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接着，隔壁房间的一位先生穿着睡袍来到门口，站在那里，指着那片湖说：“我也有过一位那样的老师。”我们没有问他指的是哪一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年轻人被问到，美是否会拯救世界。我没法替整个世界回答。可是我知道，十一幅画为一间小小的屋子做了什么。它们让一位护士停下了脚步，让一个陌生人露出了笑容，让一位老教师指着冰上的一个女人，为她的围巾担心。这还算不上拯救世界。可拯救，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