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　十二号房

在这些信里，安娜的病到了最重的时候。薇拉、莲娜和湖边小镇的人们，各自找到了通往她床边的路，也找到了通往彼此的路。

第36天　深夜的电话

莱蒙托夫写道，他在夜里独自一人走上大路，石子路透过雾霭闪着微光，夜那样静，星星在同星星低语。

我也走过一条夜路。那条路并不安静，而我也不是一个人。

亲爱的外婆：

电话是一点十分响的。拿起听筒之前，我就知道了。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打电话给一个老师，跟她聊拼写。是养老院的夜班护士，一个我不认识的、沉着的声音。她说你发着高烧，呼吸很急，值班医生决定送你去医院，在那里照料你。救护车已经到了门口。他们先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她已经在路上了。

我穿着袜子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电话，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不出一个人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我去烧了水。说到底，我还是我妈妈的女儿。

去城里的末班车是九点。头班车是六点。我给托马斯打了电话。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打给他，而不是别人，只是我的拇指找到的就是他的号码。电话响了第二声他就接了。“十分钟。”他说。过了八分钟，他的面包车就停在了门外，暖气开到了最大。米拉横躺在后座上睡着，穿着外套和靴子，裹着她自己床上的毯子。那个钟点，他不想去叫醒瓦尔加太太。

沿湖的路又白又空。车灯在我们前面照进雪里，两旁的松树是黑的。托马斯开得很慢，几乎不说话。有一回，他伸过手来，把暖气的出风口转向我这一边。就这么一下，却已经很多了。我双手捧着那壶我泡好了却没喝的茶，就像吃饭前先捧着一碗汤暖暖手指那样。

这是我在那条路上试过的一件事，它帮了我。每当我的思绪开始往前狂奔，我就跟着雨刮器呼吸。吸气，数四下刮动。呼气，再数四下。一遍又一遍，就像揉面团，推，折，转，不去想下一次转动以后的事。几分钟后，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握着茶壶的手也不抖了。谁都可以在难熬的夜里这样做，跟着一只钟，一个滴水的龙头，或者自己的脚步。它改变不了将要来的事。它只是让你待在你真正所在的地方，而那是你唯一能出力的地方。

有一段闲话，是我后来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想到的。不久以前，夜里的电话还要经过一个人。接线员戴着耳机，熬夜守在交换台前，用一根末端带插头的软线，亲手把一条线路接到另一条上。在小地方，夜班接线员常常知道是谁家的号码在响、为了什么事，有时还会亲自去叫醒医生。

我们三点刚过就到了医院。妈妈站在走廊里，睡衣外面套着她那件好大衣，她紧紧地抱住了我。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平实而温和地告诉我们，你的肺部有感染，护士们在密切地照看你，烧也已经开始退了。我们可以进去看你几分钟。

外婆，你睡着了，小小的一个人躺在一张白色的大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我握住你的手时，它是烫的。你没有睁开眼睛。可是当妈妈说“妈，是我，莲娜，薇拉也来了”的时候，你的手指在我手里动了一下。只动了一下。我是早上七点在医院里写这封信的，写在一张表格的背面，用的是从护士站借来的铅笔。托马斯已经带米拉回家去上学了。妈妈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嘴微微张着，我非常爱她。

莱蒙托夫独自一人走上他的夜路。我不是。有一辆暖气开到最大的面包车，一个裹着自己的毯子熟睡的孩子，还有一个八分钟就赶来的男人。昨夜星星没有彼此低语，就算有，我也没有听见。可是我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

薇拉

第37天　医院的走廊

托尔斯泰那部写战争的伟大小说里，一位老将军说，没有比这两个更强的战士：耐心和时间。

他说的是军队。我却是在一条走廊里学会这句话的。

亲爱的外婆：

你病房外的走廊又长又是浅绿色的，尽头有一扇窗，对着一个停车场和一棵光秃秃的白桦树。六把橙色的塑料椅子连成一排，所以一个人坐下时，坐在另一头的人也感觉得到。三天来，妈妈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些椅子上。我们知道了哪一把会晃。我们知道了门上方的钟快四分钟，而这里永远不会有人去把它拨准，因为每个人都庆幸能多出这四分钟。

你好一些了。烧退了，从昨天早上起就没再烧起来。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睡。醒着的时候，你望着天花板，或者望着窗户，有时也望着我们，就像望着曾经在火车上遇见过一次、很喜欢的人。护士们穿着软底鞋进进出出，每次都叫着你的名字跟你说话，即使你不回答。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想记住，自己也要这样做。

走廊尽头有一台冲茶的机器。按一下按钮，一只纸杯歪歪地掉下来，接着流出褐色的热水，带着一股粉末的味道，就像有人刚在厨房里撕开一包汤料。茶糟透了。妈妈和我大概喝了二十杯。她用双手捧着杯子，吹了很久也不喝，在家喝真正的茶时，她也是这样。我以前从没注意到她有这个习惯。这几天，我注意到了很多事情。

插一段闲话，是我趁妈妈打盹时用手机查到的。纸杯是大约一百年前开始流行的，起初根本不是用来喝茶，而是用来喝水的。在那之前，火车站、学校和街边的水泵旁，常常拴着一只铁杯，人人都用它喝水。人们渐渐看出，疾病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的，于是用一次就扔掉的纸杯，取代了那只铁杯。原来我手里这个单薄的东西，是为了让陌生人不生病才发明出来的。知道了这一点，我对那茶也多了一点好感。

第二天晚上，我们把能聊的都聊完了，再也找不到话说，妈妈说：“你外婆以前在候诊室里常跟我玩一个游戏。”是这样的：两个人按着字母表的顺序轮流来，每个字母说出一样吃的东西。A，鹌鹑蛋。B，白菜卷。C，葱油饼。要是卡住了，另一个人可以帮忙，但不许笑。于是我们就用你的食谱来玩，用铁盒里的那些卡片，能想起多少算多少。妈妈记得的比我多。我记得李子蛋糕。我们在V上卡住了，结果两个人都笑了，这是犯规的。在任何需要等待的地方，谁都可以玩这个游戏。它大约要花二十分钟，能让嘴里塞满别的东西，而不是担心。

妈妈看见我在膝盖上写这封信。她看了看信纸，又看了看我，我等着她说些关于信的话。她没有说。她只是从我另一只手里接过空杯子，又去打了两杯。

九点钟，夜班护士过来，说我们俩都该回家，在床上好好睡一觉。妈妈回了她的公寓。我跟她一起去了。我们在黑暗里躺在同一个房间，就像我小时候做了噩梦时那样，她对着黑暗说：“今天她认出你的声音了。我看见了。”我说我也看见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

托尔斯泰的那位将军说得对。耐心和时间是强大的。可我想，有人陪着，它们会更强大。六把橙色椅子上的三天，二十杯难喝的茶，把字母表从头到尾过了两遍，还有一对争吵了一整个冬天的母女，坐得那么近，一个人一动，另一个人就感觉得到。大部分的活儿是时间做的。剩下的交给了耐心。我们只需要坐在那里，而我们坐住了。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