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天　米拉的信

屠格涅夫写过一篇短文，讲一只老麻雀扑到一条猎狗面前，去护住一只从窝里掉下来的小麻雀；他在结尾说，只有爱，才能维持生命，使生命运动。

这个星期我把它念给全班听了，因为米拉想听一个关于鸟的故事。

亲爱的外婆：

米拉每个星期天都给她妈妈写信。这我是知道的，因为秋天时托马斯告诉过我，也因为每到星期一早上，她来上学时外套口袋里都装着一只信封，在校门口交给格蕾塔。格蕾塔接过去的样子，就像接过一包鸡蛋。她说这是她一个星期里最重要的一封邮件，而且她当着米拉的面说，好让米拉听见。

星期三午饭时，外面太冷，没法去院子里玩，孩子们都待在屋里，米拉就坐在我的讲桌旁，看我裁下午要用的纸。她带着她的信。她从不把信藏起来。她让我帮她看一个词，“解冻”，因为她拿不准最后一个字母对不对。是对的。她用最工整的字又写了一遍，写得很慢，舌尖露在外面，就像朵拉给婚礼蛋糕裱奶油时那样。然后她非常认真地问我，我写信给谁。

我告诉了她实话。我说我写信给我的外婆，她住在城里的养老院，已经不能读字了。米拉想了想。她没有说“那为什么还要写？”，大人会这么说。她说的是：“那你把它们放在哪儿？”

于是我跟她讲了那只铁盒。你的铁盒，蓝色的，一个角上有个凹痕，放在我炉子上方的架子上。她点点头，好像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邮局。

然后我们比了比。她的信先进格蕾塔的邮包，再上一辆邮车，再上火车，再进另一个邮包，每到一处都要等上几天，她妈妈才能拆开。我的信进了铁盒，就在那里等着。“我的信在好多地方等，”她说，“你的只在一个地方等。”我说是这样。她说她的信有时要两个星期才能等到回信。我说我的永远也等不到。她想了想，说：“可你还是知道她会说什么。”外婆，我发现，大多时候，我确实知道。

下午我和全班一起试了一件事。每个孩子给随便谁写一封短信，可以是一个真的人，也可以是一只动物或一棵树。然后我教他们怎样把一张纸折成它自己的信封，不用胶水：把下边往上折，两边往里折，上面的盖往下折，再把它塞进折出来的那个小口袋里。皮普写给他的兔子。努尔写给她表姐的新丈夫，问他一整天都干些什么。索菲亚写给湖。谁都可以在厨房桌边用一张纸试一试。折起来只要两分钟，折好以后，那封信看上去就像一份小礼物。

插一段闲话。在信封还没有变得便宜之前，人们是自己把信折起来、锁起来的。他们从纸边裁下一条细纸带，穿过折好的信上割开的小口，再用火漆封住，这样谁要打开，就非得撕破点什么不可。这些旧信里有一些从来没有送到，至今还折着躺在档案馆里。如今研究它们的人用扫描仪来读里面的纸页，不必打开，那把锁就能完好无损。

四点钟，托马斯来接米拉。她把写给湖的那封折好的信拿给他看，他认认真真地夸了一番，在他那双大手里把信翻来覆去地看，就像捧着一块别人叮嘱过不能弄碎的酥饼。然后，她第二只靴子还没穿上，就一口气把我的铁盒告诉了他，好像那是当天的头条新闻。我觉得脸上发起热来。托马斯没有再多问什么。他越过她的头顶看着我，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这样很对。”我明白他是真心的。

屠格涅夫的那只麻雀又小又害怕，却还是扑了下去。米拉的信每个星期天都要穿过一片又一片土地。我的信等在一个架子上。我想，这两种信都来自他写到的那个地方，来自那种即使回音迟迟不来、甚至永远不来，也能维持生命、使生命运动的东西。

薇拉

第35天　最长的黑夜

克雷洛夫写过一则寓言，讲一只蜻蜓唱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冬天已经到了门口，才抬起头来。

我一直在想，今年的我更像那只蚂蚁，而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

亲爱的外婆：

我醒来时天是黑的，离开教室时天也是黑的。太阳大约八点半才从对岸升起，沿着松树梢慢慢爬过去，不到四点又落下了。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湖边小镇的窗户已经黄了。瓦尔加太太说，这个星期是大家都变得沉默的一个星期，她说得对。就连从来停不下嘴的莱昂，今天也双手托着下巴坐在课桌前，看着窗外的雪落下来，像面粉漏过筛子。

所以我和全班试了一件事，效果比我期望的还好。我在炉子旁边的墙上钉了一长条纸。每天下午，由一个孩子在太阳落到松树后面的那一刻看钟，用铅笔把时间写在纸条上。伊达做这件事时郑重其事。萨米负责核对她。我们是从新年刚过开始的，那时每天的时间几乎一样。现在，如果你把整条纸看一遍，就能看出来：分钟在一点点回来，每天下午两三分钟。这很慢，就像等一大锅水烧开，可它正在发生，孩子们亲眼看得见。谁都可以在家里的厨房挂历上这样做。它不会让傍晚变长。它只是让你看见傍晚正在变长，不知怎么的，这就够了。

这里插一段闲话。白天最短的那一天，几个星期前就过去了，就在新年之前，可是最冷的日子却是现在。我问莱昂他觉得这是为什么，他说太阳累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差不多。大地和湖水一直在交出它们夏天储存的热量，每天交出一点，就像炭火扒出来以后，面包炉还会暖上很久。最短的那一天过后好几个星期，大地夜里失去的热量，仍然比低低的太阳能补回来的要多。等到存下的暖意用完了，转机才会显出来。它总是来得晚。它总会来。

晚上我在炉子边写信。我把厨房桌挪到了炉子旁，把灯放在桌角，这样光落在纸上，暖意落在脚上。炉子热起来的时候嘀嗒作响。外面静得我能听见湖上的冰时不时地嘎吱一声，在很远的地方。我在炉子后面搁着一锅牛奶，不是要煮开，只是让它温着，每写完一页，就往杯子里倒一点。朵拉说这是老人才干的事。我说我在练习。

六点钟，钟照常响了，声音传过白茫茫的湖面，好像停不到任何地方。我想象埃米尔提着灯站在他的台阶上，呼出的气升成一团白雾。然后是他窗口的灯光，小小的，稳稳的，隔着黑暗。如今我睡前都要数一数几盏灯，这是其中一盏。他的，我为了不冻坏水管而留着的学校的灯，还有托马斯木工坊上方的灯。三团小小的火。

外婆，我想知道五十八年前，在同一间厨房里，没有人可以写信的这些夜晚，你都做些什么。妈妈说，你一个人待在厨房里的时候总是唱歌。瓦尔加太太说，这扇窗户的灯总是镇上最后熄灭的。也许两样都是。今天我在抽屉最里面找到了一截蜡烛头，很旧了，蜡已经发黄，像放得太久的黄油。我没有把它扔掉。

克雷洛夫的蜻蜓唱了一整个夏天，被冬天困住了。他的蚂蚁干活，有所准备，对蜻蜓却不怎么客气。我想，在黑暗里还有第三种过法，是克雷洛夫没有写到的。白天干活，傍晚唱一点歌，在一条纸上数着回来的分钟，再温着一锅牛奶，以防有人来敲门。今晚没有人来。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夜晚。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