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天　厨房桌上的功课

“世上没有哪一种魅力比得上一颗温柔的心。”简·奥斯汀的《爱玛》里，有个人物这样说，而这一回，说这话的年轻姑娘完全说对了。

我是在你旧书架上的一本书里找到这句话的，旁边有一道铅笔印。我不知道那是谁画的。

亲爱的外婆：

阿里得了重感冒，咳得整夜睡不着，一整个星期都没来上学。星期一，他母亲捎来一张字条；星期二的字条上说他闷得发慌，我把这当作好兆头。所以这个星期，每天下午别的孩子回家以后，我都用一只布袋装着他的功课，走上山坡去他家。

他们家住在船坞上面，房子装着蓝色的百叶窗，厨房总是热得过了头。阿里坐在厨房桌边，穿着一件大他两号的毛衣，腿上盖着毯子，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饮。他的小妹妹洛塔坐在桌子底下听着。他母亲莉丝贝特在面包房做早班，下午都在家，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她就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地做饭。

起初我带去的是全班正在做的那几页。可厨房不是教室，阿里又累，那些纸页摆在那张亮堂堂的桌上，显得灰扑扑的。星期三，我换了个办法。莉丝贝特借给我她的量杯、三把勺子和一只杯子，我们用水来学分数。几个半杯能把量杯装满？几个四分之一杯呢？如果一张食谱要四分之三杯牛奶，而你手里只有四分之一杯的量杯，要倒几次？阿里倒着，数着，洒着，洛塔就从桌子底下拿一块抹布擦干净；到了这一个钟头的末尾，他不看量杯就能告诉我，两个四分之一是一个二分之一。

谁都可以试试这个。只要一个有刻度的量杯，一只杯子，几把勺子。先提一个问题，让孩子去倒，然后才把答案写下来。手先学会，铅笔再跟上。莉丝贝特说，这是她头一回看到分数让她家里的什么人弄明白了，连她自己也算在内。

走回家的路上，我想着所有在厨房桌边学习过的孩子。很久以前，在那些离最近的学校也有好多天路程的地方，功课是靠邮寄的。农场里的孩子会收到一包纸页，在父亲或母亲的陪伴下做完，再寄回去，几个星期后，批改过的纸页寄回来，页边上写着老师的批语。后来功课改由收音机传送，相隔很远的孩子们，各自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大声回答着老师的声音。我喜欢想象那些桌子。果酱瓶，面包屑，那些耐心的父亲母亲，每天也有一个钟头是老师。

星期四，阿里的咳嗽好些了。他给我念了整整一页讲猫头鹰的书，只磕绊了两次，然后他问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我说这是我的工作。他说不对，工作是学校，这里是他家的厨房。我想不出怎么回答，就给了他一块饼干。

那天傍晚，莉丝贝特送我到门口。她说她的外婆跟她讲过，从前有位老师，挎着一只篮子从结冰的湖上走过去，去看一个生病的女孩。她说家里没人记得那位老师的名字，只记得这个故事。我没有告诉她那是谁。我只说我也听说过，很高兴人们还在讲它。我走下山坡，觉得好像有人递给了我一样暖乎乎的东西，让我捧着。

阿里星期一就回学校了。科斯佳已经在炉子边给他留好了座位，萨米给他画了一张卡片，上面有一只猫头鹰。

外婆，我想简·奥斯汀的这句话，说的不只是待人和气。一颗温柔的心是很实在的东西。它看上去像厨房桌上的一量杯水。它看上去像一个星期里天天摸黑走上山坡，只因为一个六岁的男孩闷得发慌，想念他的朋友。你有这样一颗心。有人在你身上看见了它，过了很久，忘了你的名字，却还记得它。我希望我也有一点。如果我有，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薇拉

第27天　三个人的汤

有一段古老的餐前祷词，人们念了好几百年，用平白的话说就是：有人有饭却吃不下，有人吃得下却没有饭；我们有饭，也吃得下，所以让我们感恩。

今晚晚饭前，米拉用她自己的话把它念了一遍，是她爸爸教她的。

亲爱的外婆：

星期五，我在衣帽间里邀请了他们，那时米拉正在找她的另一只手套。我说得很快，好像不当回事似的，就像趁着锅里还没溅油，赶紧把盖子盖上。托马斯也答应得一样快。然后我们俩都看着那只手套，米拉是在她自己的靴子里找到它的。

我照着铁盒里的卡片，做了你的鸡汤。就是那张上面有一圈褐色印子的卡片，是有人曾经把一只湿杯子搁在上面留下的。洋葱、胡萝卜、一片月桂叶，骨头斜盖着锅盖炖两个钟头，就像你的字迹写的那样。还有饺子，因为卡片上写着“有空的话就包饺子”，而这一回，正好有空。

他们六点钟到的，正是埃米尔的钟声越过湖面传来的时候。托马斯给我的炉子带来一捆劈好的桦木，一声不响地靠在门边，好像它是自己走进来的。米拉带来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房子，烟囱里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烟。我把它贴在了桌子上方的墙上。

我们在厨房桌边一起包饺子。我把面皮擀薄，切成方块，照着你教我妈妈、我妈妈又教我的样子，做给他们看。中间放一勺馅。把一个角折过去，折成三角形。用沾了面粉的指尖压紧边缘，从折痕往外压，让空气跑出去。然后把两个长长的尖角绕着手指合拢，捏紧，饺子就像一顶小帽子了。米拉的帽子大得出奇。托马斯的非常整齐，好像他是用眼睛量过的。我的介于两者之间。

谁都可以用随便什么面皮、随便什么馅来试一试，哪怕只是一勺奶酪拌香草。诀窍就在于从折痕往外压。要是把空气关在里面，饺子在锅里就会破。要是让空气跑出去，饺子就能保住。我想厨房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这样。

饺子煮着的时候，米拉发现了门框上的铅笔印。她用手指描着你名字的缩写，问A.S.是谁。我说那是我的外婆，她曾经是这里的老师，就住在这间厨房里，那两个字母写上木头的时候，她二十二岁。米拉靠着门框站好，把身子挺得笔直，孩子们想被量一量的时候就是这样。托马斯看着那些铅笔印，看了很久。

我们就着学校炉子烤的面包喝汤。米拉喝了两碗，然后盖着我的外套在长凳上睡着了。托马斯和我收拾碗筷。他洗，我擦，我们聊着些小事：柴房上面的屋顶，湖冰在扩展，夜里湖上的声音也跟着变了。盘子全都收好以后，我们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那是一顿好饭之后才有的、暖暖的安静。

我把剩下的汤放进了阴凉的食物柜里，因为汤总是第二天更好喝。我读到过其中的道理。汤放凉、静置的时候，蔬菜和香草的味道还在不停地渗进汤里，土豆和饺子里的淀粉让它稍稍变稠，洋葱的冲劲也柔和下来。什么新的东西都没有加。汤只是有了时间，变成它自己。

九点钟，托马斯抱着还在熟睡的米拉回家了，她的画卷起来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因为她改了主意，想把它留着。他在门口说了谢谢。他说了两遍，对托马斯来说，这已经算是一篇演讲了。

那段古老的祷词说，我们有饭，也吃得下，所以应当感恩。今晚，我有饭，有人陪我一起吃，还有一锅明天会更好喝的汤。外婆，我没有把祷词念出声来，可是在擦最后一只碗的时候，我在心里念了。我很感恩。我感恩你那张带着褐色印子的卡片，感恩一张为一个人准备的桌子边，坐了三个人。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