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天　离开的理由

马可·奥勒留写道：宇宙即变化，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思想造成的。

他是在深夜里写给自己看的。我妈妈在洗碗的时候，说了几乎一样的话。

亲爱的外婆：

昨晚，星期天去看过你之后，我住在了妈妈的公寓里。自从那通关于信的电话以来，我们还没有单独待在一起过，我想我们俩都很小心，就像端着满满一锅汤穿过厨房时那样小心。她做了蘑菇面条。我洗碗，她擦干，因为她说我洗过的杯子总留着水痕。

是她先开的口。她问学校怎么样，我说它又小又冷，到处都是你的影子，还说人们总在小路上拦住我，告诉我五十八年前你做过的某件事。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他们问过她为什么离开吗？”

我说没有人问过我，可我问过自己。

于是她把你当年告诉她的话讲给我听。那时她十五岁左右，正跟你赌气，想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教书。你的父母本来根本不想让你去湖边小镇。他们觉得那里太远、太寂寞，白白浪费了一份好学问。你还是去了，但先向他们许下诺言：只去一年，六月就回家。还有保罗。他是你父母朋友家的儿子，那时已经是工程师了，在你动身之前就向你求了婚。你答应了，只是说还不是时候。那一年，他每个星期都给你写信，总在星期四寄出，好让信在星期六送到。你告诉我妈妈，每一封你都留着。

“她说她许过两个诺言，”妈妈说着，把同一个盘子擦了很久，“两个她都守住了，而且都是好的诺言。她跟我说的就只有这些。她说这话的口气，像在念一张食谱。她说一切要紧的事，都是这个口气。”

我问你有没有说过舍不得离开。妈妈把盘子收进柜子，说：“说过一次。那时你外公刚去世，我们在清理车库，她翻出一张旧的学校挂图。她说：‘我在那里很快乐。’就这一句。然后她把挂图放回箱子里，进屋去了。”

关于埃米尔，我什么也没说。那不是该由我来讲的事，何况我连有什么可讲都不确定：一条绿裙子，一支华尔兹，一块蛋糕。她道了晚安，吻了吻我的头顶。自从我小时候以后，她再没这样做过。

外公我只记得一点点。他去世的时候我十三岁。他穿一件钉着皮扣子的灰色开衫，在厨房地板上铺开报纸给我修自行车；每天晚上你洗碗，他就在一旁擦干，和昨晚我跟妈妈一模一样。我从没想过，他也曾是个年轻人，一个星期四接着一个星期四，等了你整整一年。

今天早上在班车上，我试了一件事，我想每个听过家里旧事的人都值得这样做。我趁着还没来得及修饰，立刻把妈妈说的一切写在备课本的最后几页，用她的原话，不用我的话。家里的故事每讲一次就变一点，就像一锅汤热了又热，最后比原来更稠，也更咸。当天就写下来的第一次讲述，是你所能得到的最接近真相的样子。

在你那个年代，还有更早的时候，长长的婚约是很平常的事。分隔两地的恋人几乎全靠书信来往，有时一写就是好几年；每个星期固定一天寄到的信，本身就是一种承诺，像桌上的面包一样靠得住。人们把这些信按收到的先后放进盒子或铁罐里，用缎带扎好。我想，妈妈那里的某个地方，一定收着外公的那些星期四。

马可·奥勒留说得对，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思想造成的。我相信，你把那一年看作一段好好珍藏起来的好时光，而不是一段失去的人生。你把挂图放回箱子里，进屋去了。然后，我猜，你照着铁盒里的一张卡片，给外公做了晚饭。

薇拉

第21天　努尔的问题

“真爱的道路永远不会是平坦的。”莎士比亚这样写道。在那出戏里，四个年轻的恋人在夜晚的树林里迷了路。

我从前总把这句话听成一句抱怨。今天它听起来更像一则天气预报。

亲爱的外婆：

那是午饭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们正往提问箱里投问题。这个箱子是我上星期用鞋盒做的，投信口是用朵拉的面包刀割开的，为这件事她到现在还没原谅我。规矩很简单：谁都可以投一个问题，署不署名都行，星期五我打开箱子，把每个问题都大声回答出来。大多数问题是关于火山的，或者是问湖为什么总是先从岸边结冰，或者是问皮普能不能把他的兔子带到学校来。今天早上，努尔没有把她的问题投进去。她站起来，当面问了。

“林德老师，你有心上人吗？”

教室里一下子静得能听见炉子嘀嗒作响。索菲亚用两只手捂住了嘴。科斯佳抬头望着天花板，好像答案就写在那些新换的木板上。

我本可以说这不是课堂上该问的问题。老师们都这么说，有时也确实如此。可努尔问什么都是同一种认真的语气，就是她问分数时的那种语气，我不想教会她：有些问题是要关进抽屉里的。所以我告诉了她实话，那实话比全班盼着的要小。我说我没有心上人。我说有些事我还不确定，而不确定是可以的。

“这不算回答。”努尔说。

“这是个诚实的回答，”我说，“诚实的回答有时候是没做完的，就像还没发起来的面团。你给它盖上一块布，然后等着。”

这时米拉大声说：“我爸爸修好了你的屋顶！”大家都笑了。我说屋顶可不是心上人，然后我们又回到了长除法。我的脸一直热到午饭的汤端上来。后来我才发觉，已经太晚了：努尔提问的时候，我看向了窗户，就是正对着通往木工坊那条路的那扇窗。

朵拉当然隔着厨房的传菜口把一切都听见了。她一个字也没说。她只是在我的盘子里多放了一片面包，是面包头，她知道我喜欢；回锅灶边的时候，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就像拍一拍面包，听听烤透了没有。贝亚全看在眼里，点了点头，仿佛一件大人的事就此定了下来。在一所只有十一个学生的学校里，什么事都不会只待在一间屋子里太久。

后来，别的孩子都到外面去了，努尔又回到我的讲桌前。她说她之所以问，是因为她的表姐要结婚了，家里人天天都在说这件事。“你怎么知道呢？”她问我。我说，我想大多时候是慢慢知道的，然后忽然一下子就知道了。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她的拼写本上，这让我有点担心。

外婆，有学生问过你吗？我想一定有人问过。你那时二十二岁，小镇那么小，还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你那张班级合影的边上，努力不让自己被拍进去。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也许你说的和我一样。也许你早就知道了，只是给它盖上了一块布。

提问箱是你在那一年本来可以用的，谁在家里也都可以用。一个带投信口的箱子，一条每个问题都要回答的规矩，每个星期选一天打开它。孩子们在纸上敢问更大胆的事。大人也一样。

走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定情的信物。很久以前，在一些地方，想追求姑娘的小伙子会在冬天的夜里为她雕一把木勺，勺柄长长的，上面刻着花纹：一颗心代表爱，一把钥匙代表一个家，一节节链环代表永远在一起。如果她留下了那把勺子，那就是她的回答。谁都不必说一个字。我喜欢的是，问题和回答，都是可以用来搅汤的东西。

莎士比亚说得对，真爱的道路并不平坦。可是一条不平坦的河，依然在流。它绕过石头，在芦苇丛里放慢，先从岸边结冰，到了春天，它仍旧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去。我告诉努尔我还不确定。今天早上，这是真的。我把它写下来，好看看它会不会一直是真的。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