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逝者很少见吗？

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梦很少见。

很多人以为，梦见已经去世的人是一件罕见的事。他们想象这只会发生在少数与众不同的人身上，也许是特别敏感的人，特别悲伤的人，或者天生容易碰上怪事的人。如果自己遇上了，他们就闭口不提，因为他们以为这会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其实这一点也不罕见。失去亲人后，梦见逝者是最常见的梦之一。在对失去亲人的人所做的调查中，很大一部分人说自己至少有过一次这样的梦，很多人还有过好几次。这种看法之所以一直存在，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人不谈这些梦，而且很多梦根本就没有被记住。一件常见却安静的事，从外面看起来就可能显得罕见，就像一班夜间渡轮，每天晚上都开，而整个小镇都在睡觉。

我真正明白这一点，是在晚春的一个星期六，那天我们家厨房里有三个人，原来一直守着同一个秘密。

妈妈一边洗草莓，一边讲了她的梦。

妈妈像每个周末一样，坐星期五晚上的火车回了家。星期六早上，我下了面包店的班回来，鞋缝里还沾着面粉，看见她站在水池边，在水龙头下一颗一颗地冲洗一盒草莓。

“我梦见她了，”她头也没回地说，“这奇怪吗？我还以为这可能挺奇怪的。”

她不必说是谁。

在那个梦里，奶奶站在渡轮的栏杆边，外套扣子一直扣到下巴，手里拿着一张折得小小的时刻表，她拿时刻表一向是那个样子。渡轮既没有离岸，也没有靠岸。它只是在好天气里停在水面上。奶奶指着对岸的什么东西，妈妈看了，却看不出那是什么。然后她在远方那间小公寓里醒来，她说，有那么一秒钟，房间里有海风和机油的味道。

“我差点没告诉你们，”她说，“我以为你们会觉得我撑不住了。”

弟弟穿着他乐队的T恤，正坐在桌边吃麦片，他放下了勺子。“我做过四次，”他说，“四个梦。我数过。”

这时妈妈转过身来，两只手里各拿着一颗草莓。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两个互相望着，就好像两人买了同一班火车的票，却在同一节车厢里谁也没注意到谁。

弟弟的朋友已经梦见她爸爸好多年了。

那天傍晚，乐队在我们家的车库里排练。养蜂的邻居听见鼓声，走到蜂箱那边，和善地摇了摇头，又回屋去了。九点左右，其他人走了，弟弟的朋友留了下来，等她妈妈来接她。

她正跪在走廊的地板上，把一只小军鼓装进鼓箱，一个一个地扣上搭扣，这时她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大部分内容她隔着门都听见了。

“我爸会到梦里来，”她说，“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他在我五岁时去世了，所以我大多不记得他的脸，可在梦里我知道那就是他。他通常在修自行车，或者开车去什么地方。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弟弟盯着她看。他们在同一个乐队里已经一起演奏了两年。

“你从来没说过。”他说。

“没人问啊。”她说着，扣上了最后一个搭扣。

过了一会儿，她妈妈的车灯扫过了走廊的天花板。她站起来，提着鼓箱的把手，走进温暖的夜色里，背对着我们挥了挥手。

我觉得，走廊里那段短短的对话，比那个春天读过的任何一本书教给我的都多。这些梦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自己的车库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揣着自己的梦，就像同坐一辆长途夜班公交车的乘客，直到司机打开车灯之前，谁也不和谁说话。

大多数梦在我们抓住它之前就溜走了。

这份安静，有一部分来自梦本身的特性。大多数梦在醒来后几分钟内就会被忘记。梦就像夜里开车穿过山区时收听的电台。有一阵子很清楚，然后渐渐变成沙沙声，等你到了下一个小镇，已经说不出刚才放的是什么歌了。

所以，一个人可能多次梦见失去的人，却只记得其中一个梦，或者一个也不记得。于是他们以为自己几乎没梦见过那个人。那些来访确实发生过，只是时刻表在任何人读到之前就被扔掉了。

弟弟说，他之所以记得那四个梦，只是因为每一个都在中途把他惊醒了，一次是在楼梯上，三次是在他自己的床上，天花板上映着街上的光。被打断的梦往往会留下来，就像火车停下的那一秒，你恰好读到的站名。

那时我还没有梦见过奶奶，至少我不记得梦见过。我在厨房里这样说了，心里有点被落下的感觉，好像别人都在一班渡轮上有了座位，而我不知怎么错过了。妈妈把手放在我肩上，说也许我梦见过，只是那个梦没有等我，自己开走了。

这些梦周围的沉默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条规定。

为什么人们把这些梦藏在心里？妈妈说，她怕显得自己撑不住。弟弟说，他觉得十六岁了还说这个有点难为情。他的朋友说，没人问过。他们谁也没说这些梦可怕。

在很多地方，在很多家庭里，吃早饭时谈起逝者，就是不合常规的事。这是一种习惯，就像在车站通道里靠一边走。没有人把这条规矩写下来，也没有人记得自己同意过，可每个人都遵守着。

古老的故事却总是打破这个习惯。故事里满是夜里回来的母亲、儿子和朋友。其中最短的一个，是两兄弟在两百多年前收集的一本德语故事集里的民间故事。那天晚上，弟弟的朋友被她妈妈接走后，我在厨房桌边把它讲给弟弟和妈妈听，我们中间放着那只空了的草莓盒。

今晚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小寿衣》。寿衣，就是人下葬时穿裹的白布或白衣。

从前有一位母亲，她有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他那么可爱，那么善良，谁看到他都会喜欢他，而她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后来，他突然病了，然后死了。

母亲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安慰。她日日夜夜地哭。

他下葬后不久，这孩子开始在夜里出现在他活着时常坐常玩的地方。母亲哭，他也哭。到了早上，他就不见了。

可她还是止不住地哭。后来有一天夜里，他穿着下葬时穿的那件白色小寿衣来了，头上还戴着花环。他在她床上坐下，坐在她脚边，说：啊，妈妈，请别再哭了，不然我在棺材里睡不着，因为你的眼泪全都落在我的寿衣上，它从来没有干过。

母亲听了，吃了一惊，就不再哭了。

第二天夜里，孩子又来了。这一次，他手里拿着一盏小灯。你看，他说，我的寿衣快干了，我可以在坟墓里安息了。

故事说，从那以后，母亲把她的悲伤交托给上帝，安静而耐心地承受着它。孩子再也没有来过，他在地下那张小床上睡着了。

这个故事短得在水壶烧开的工夫里，我能讲两遍。我没有讲第二遍。我让它静静地留在那里。

这个故事比乍听起来要温柔。

我讲完后，弟弟皱起了眉头。“所以它是说你不该哭，”他说，“这有点狠。”

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古老的故事又短又直，就像旧收音机后盖里面贴的说明书，那份柔软要靠读者自己去补上。可我不认为这个故事是在叫谁不要悲伤。母亲没有忘记她的儿子，也没有停止爱他。改变的是她承受悲伤的方式。起初，悲伤整夜不停地从她身上倾泻出来，让她和孩子都不得安宁。后来她仍然带着它，只是安静了，就像一位长途旅人，一旦找到了提包的正确方法，就能提着沉重的包一路走下去。

也请留意这个故事没有说什么。它没有说她做了梦。它只说他在夜里来了，坐在她床上，说了话。很多古老的故事故意让那条界线模糊。黑暗中坐在床尾的孩子，可以是一个梦，也可以是故事希望我们自己去想象的东西，讲故事的人并不停下来做选择。

而且孩子并不生气。他没有威胁，也没有警告。他只是累了，就像孩子们累了那样，他想睡觉。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拿着一盏小灯。对我来说，那盏灯是整个故事里最温柔的东西。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梦见她在渡轮上，醒来时没有哭。我觉得她好像给我看了什么好东西，只是我刚好错过了。我几乎是高兴的。我以为那才是奇怪的地方。”

安慰是人们最常说起的感受。

这也不奇怪。描述自己梦见逝者的人，最常说的是那些梦让人感到安慰。那个人看起来很好，或者很忙，或者很满足。有时他们只说几句平常的话。有时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站在栏杆边，或者坐在工作台前。很多做梦的人醒来时，觉得自己被探望了、被安抚了，哪怕醒来时也会流泪。

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梦都很温柔。有的悲伤，有的混乱，也有少数可怕，这些也都是正常的。但温柔的那一种很常见，知道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一个以为这些梦既罕见又奇怪的人，也可能会以为它们一定是坏兆头。其实它们更像夜里一条熟悉的公交线路：你以前坐过，车上也有别的乘客，它开往一个你认识的地方。

弟弟的朋友说过，她爸爸通常在修自行车，或者开车去什么地方。奶奶要的是一把螺丝刀。妈妈的梦是好天气里的一班渡轮。这些梦里没有一个藏着秘密的讯息。它们里面有的是一个人，在做那个人平常做的事。

有了四个人的声音，房子听起来不一样了。

那天夜里，讲完故事后，房子不再那么像一个空荡荡的车站了。妈妈洗了杯子。弟弟用两把茶匙在桌沿上敲着节奏，直到妈妈把茶匙拿走。我坐在工作间门口，看着那些停了的钟。

我忽然想到，我们一直把自己的梦当成机器的故障，当成在弄明白之前应该藏起来的小杂音。它们不是故障。它们是机器在按照它被造出来的方式运转。

街对面，修表匠还在台灯下的工作台前，弯着腰摆弄一件小东西。奶奶没修完的一些活儿现在就放在那张工作台上，是在葬礼后的那一周里，一箱一箱搬过马路去的。我喜欢知道她的活儿还在某个地方嘀嗒作响，哪怕是在另一扇窗户里。

睡前，妈妈让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给她，好让她星期天坐火车回去时读。我把它写在奶奶一张旧渡轮时刻表的背面，因为那是离我最近的一张纸，她把它折得小小的，放进了外套里。

今晚试试看

这件事你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在睡前和家里的某个人一起做。

打开一盏小台灯，把其他的灯都关掉。这盏台灯就是你的小灯，就像故事里孩子拿着的那盏。

拿一张纸，写下你想念的那个人平常会做的五件事。不是他们最好的时刻，也不是他们最后的时刻，只是日常的小事：他们怎样端杯子，对着拧不动的螺丝嘟囔什么，怎样把时刻表折得小小的。每件事写一行，然后慢慢地把这五行读一遍。

如果家里有你信任的人，你可以给他们读其中一行，或者问问他们有没有梦见过那个人。你也许会像我们一样发现，他们一直在等有人来问。

然后把纸对折，放在台灯下面。慢慢呼气三次。关掉台灯，让房间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