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睡着时，谁会来看我们？

告别后的一年，十六个夜晚，每晚一个故事

本书中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失去的人会回到梦里？因为睡着的心灵，会用它所爱和所想念的东西来做梦。

这样的梦能带来讯息，或者预示未来吗？从梦中解读讯息或预兆，没有科学依据；书中那些古老的解梦说法，是作为故事来讲的，为了趣味，也为了安慰。

很久以前，人们是怎样讲述这些梦的？接下来是他们的十六个故事，一年中每个夜晚一个。

睡眠科学对这些梦了解多少？足以让它们显得不那么陌生，更像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醒来后，我们能拿这样的梦做些什么？每个夜晚都会带来一件可以试试的、平静的小事。

如果噩梦一夜又一夜地反复出现，或者睡眠问题持续数周、压得你白天也不好过，请去看医生。

昨夜，你想念的人来过你的梦里吗？

凌晨两点，弟弟坐在楼梯上。

昨夜，你想念的人来过你的梦里吗？我这样问，是因为葬礼后的第一个夜晚，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里；后来我才知道，它也发生在许许多多的人家里。也许你醒来时，觉得有个人刚刚走出房间。也许你听见了一个比自己的声音还熟悉的声音，然后，房间又只是一个房间了。

那是初春，夜里还冷得要穿外套。

凌晨两点，楼梯吱呀一响，我醒了。奶奶家的每一级台阶都有自己的声音，像一台旧打字机的按键，听那个音，我就知道有人坐在第三级上。我披上她的开衫，那件开衫还挂在我房门背后，然后走了出去。弟弟就坐在黑暗里，十六岁，双膝蜷起，一只手攥着一对鼓槌。他在学校乐队里打鼓，鼓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睡觉也不放下，就像有些旅人一路攥着生怕弄丢的车票。

“她来过，”他说，“在工作间里。她在修那台蓝色的收音机，还让我把小螺丝刀递给她。”

我在比他高一级的台阶上坐下。我没有告诉他那只是一个梦。这一点他已经知道了，而且那也不是要紧的部分。

家里的墙上还贴着她的时刻表。

奶奶是在一个星期二、天快亮的时候在医院去世的。我赶到时，夜班护士正在给花瓶换水，她告诉我，奶奶走得很平静，窗户开着一条缝，因为她喜欢听公交车的声音。这很像她。她一辈子都坐夜班公交车和渡轮，去看散居在海岸沿线的亲人；别人收藏照片，她收藏旧时刻表。

葬礼结束后，妈妈坐末班火车回到了远方的工作岗位。她会在星期五晚上回家，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于是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刻表还钉在厨房门边，纸角卷了起来，她在最喜欢的线路上画的铅笔记号正在慢慢变淡。

葬礼上，养蜂的邻居穿着干活的靴子站在最后面，手里捧着一罐用布包好的蜂蜜；出门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把蜂蜜递给了弟弟。现在那罐蜂蜜放在厨房桌上，挨着时刻表，映着从走廊照进来的光。

房子的后面是她的工作间。她在那里修钟表、收音机和自行车，也修别人装在纸箱里送来的任何东西。葬礼后的那个夜晚，架子上几乎所有的钟都停了，因为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人给它们上弦。那个房间里的寂静，就像末班车开走后车站里的寂静：站台上还有发动机的气味，却什么也不再动了。

我在面包店的班凌晨四点开始。

我在一家面包店上早班，所以我的夜晚又短又不规则。我傍晚睡觉，醒一阵，再睡，凌晨三点半出门，那时路灯还亮着。我的身体已经学会了不用闹钟就在三点前醒来，就像车站里的老钟，不管有没有人看着，到了整点就咔哒一声跳过去。那天夜里，离闹钟响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我本可以回去睡觉。可我热了两杯牛奶，我们坐在楼梯上，我请弟弟从头讲讲那个梦。

他讲得很慢，像有人在念一条线路上的站名。她在工作台前，灯亮着。眼镜推到了头发上，她哼着那支每当螺丝拧不下来时总会哼的曲子。她看起来没有生病。她看起来没有死。她看起来很忙，还因为他递螺丝刀太慢，有点不耐烦。

“然后我伸手去拿，”他说，“醒来时手还伸着。”

我知道一个结尾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它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那天夜里，我在楼梯上把它讲给弟弟听，现在我也讲给你听。

今晚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伊利亚特》，一部长长的希腊史诗，讲的是围绕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打的一场战争。在快到结尾的地方，有一个与战斗毫无关系的夜晚。

阿喀琉斯是海滩上船营里最了不起的战士。他最亲爱的朋友是帕特洛克罗斯。帕特洛克罗斯小时候就住进了阿喀琉斯父亲的家，两人一起长大，从那以后一直并肩而立。战争中，帕特洛克罗斯被那座城的王子赫克托耳杀死，悲痛得发狂的阿喀琉斯又杀死了赫克托耳。

史诗并没有假装这样就了结了什么。阿喀琉斯依然无法安歇。在史诗的第二十三卷，经过漫长的一天哀悼，他离开营帐，在海浪拍打沙滩的空旷岸边躺下，在自己的士兵中间呻吟。终于，睡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问一声就来了。

这时，帕特洛克罗斯站在了他的头边。

诗人在这里写得很仔细。来的这位朋友在每一点上都像帕特洛克罗斯：一样的身高，一样美丽的眼睛，一样的声音，连衣服都一样。他对阿喀琉斯说的话几乎像是责备。你睡着了，他说，你忘了我，可我活着的时候，你从没忘记过我。他请求快点把他安葬，因为在他的身体被交给火焰之前，亡者的魂灵不让他渡过那条河，进入他们的国度。然后他又请求了一件事。等阿喀琉斯也死去时，他们的骨头应该一起放在一个容器里，就是阿喀琉斯的母亲给他的那只金罐，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阿喀琉斯全都答应了。然后他说：靠近一点吧，让我们拥抱一会儿，一起哭一场。

他伸出双臂，却抓不住他。那魂灵像一缕烟一样溜进了地下，发出一声细细的、微弱的叫声。

阿喀琉斯一跃而起，双手一拍。原来我们身上确实有东西留下来，他说，一个魂灵，一个影像，只是里面没有活着的心智。整整一夜，他说，我可怜的朋友站在我身边，哭着，告诉我该做什么，他看起来和他自己像得出奇。

黎明时分，人们到山上去砍柴，准备火葬。阿喀琉斯信守了诺言。他站在火堆旁，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放进亡友的手中。

我讲完后，弟弟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他说：“他醒来的时候，手也伸着。”

梦里的朋友看起来和他自己一模一样。

那首古老的诗里最打动我的，是诗人说得那么直白。帕特洛克罗斯不是一个影子，也不是一个怪物。他就是他自己，连衣服都是。这也正是弟弟在楼梯上一遍遍说的：她看起来就是她自己，听起来就是她自己，对他不耐烦的样子也完全是她自己的样子。

牛奶慢慢变凉的时候，我在楼梯上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帕特洛克罗斯没有带来预言，也没有带来秘密。他要的是些实际的东西：尽快举行葬礼，给两个朋友一只罐子。我们的奶奶要的是一把螺丝刀。即使在最古老的诗里，梦中的逝者忙的也还是生前那些小事，就像一位列车员，在夜里最后一趟车上依然查着票。

失去亲人的人，常常这样描述他们的梦。去世的人在梦里并不奇怪。他们很平常，正因为如此，醒来才那么刺痛。你不是从童话里醒来。你是从工作间里的一个下午醒来，然后不得不重新想起，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弟弟问我，为什么那个梦感觉比现实还真实。那天夜里我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一部分答案。

梦会借用我们储存的一切。

睡着的心灵不会凭空造出一个奶奶。它用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来搭建她：她哼歌的声音，台灯的角度，机油的气味，他动作慢时她声音里那一点点锋芒。梦就像一台放映机，找到了一抽屉旧胶片。它不会把一卷从头放到尾。它把某一年的一帧接到另一年的一帧上，接得那么顺滑，连接缝都看不出来。

因为每一块碎片都是真的，所以整个梦感觉起来也是真的。

而且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场相会来的时候并没有贴着标签。就像在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小镇走下夜班公交车，你一次也不会去想自己是怎么到这里的。

然后早晨来了，或者楼梯吱呀一响，放映机停了。走廊里的灯亮了。那是最难熬的一分钟，对一个攥着鼓槌的十六岁少年是这样，对海滩上最了不起的战士也是这样。

很多人会在睡梦中遇见逝者。

我想早点说这件事，因为我真希望第一个星期就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失去亲人后，梦见逝者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说这样的梦让人感到安慰，哪怕醒来时满脸泪水。

这并不意味着你出了什么问题。这意味着那个人很重要，重要到在你心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而心灵会在夜里继续走过那些房间，就像一位守夜人走过一栋他烂熟于心的楼。

弟弟在手里转着杯子，问我这种事会不会再发生。我说我不知道。有些人会多次梦见失去的人，有些人只梦见一次，有些人好几个月都梦不到，而这些都不存在“正确”的次数。

古代的诗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的故事里满是这样的来访，所以我决定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今晚试试看

睡前，在床边放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就像奶奶在门边放一张时刻表那样。

如果你从梦见想念之人的梦中醒来，先不要去拿手机。慢慢坐起来。把脚放到地板上，感受它有多结实。然后写下梦里的三样东西，只写三样：你看见的一样东西，你听见的一样东西，你感觉到的一样东西。一台蓝色的收音机。“把螺丝刀递给我”这句话。不耐烦，温暖又熟悉。写得快一点、潦草一点都没关系，不必想着把它写得好看。

然后慢慢呼气，呼气比吸气稍长一点，做四五次，就像发动机在长途行驶后慢慢冷却。合上本子。在你想看之前，不必再翻开它。那三样东西现在已经安全地保存好了，你可以躺下，让睡意自己回来。

关于这些夜晚，我给弟弟许了一个承诺。

三点一刻，我得准备去面包店了。弟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看得出他不想一个人回房间。

他用鼓槌轻轻敲着膝盖，慢慢数了四拍，就像他在一首歌开始前那样。然后他抬头看着我，等着。

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承诺。在任何一个夜晚，只要我们中有一个人梦见了她，或者害怕梦见她，或者盼着梦见她，我就给他讲一个故事。那不会是为了让他分心而编出来的开心故事，而是从世界这排长长的书架上找来的古老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梦中回来。在每个故事旁边，我们会放上关于睡眠真正已知的东西，就像把地图放在时刻表旁边，看看两者怎样对得上。

“像连续剧一样。”他说。

“像一条公交线路，”我说，“一晚一站。”

后来我把每一个这样的夜晚都写了下来，这是第一个。最后一共有十六个，从那个寒冷的春天，一直到下一个春天。

工作间里的钟在等人给它们上弦。

出门前，我走进了工作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我有一半在期待台灯是亮着的。

里面是黑的。钟表立在架子上，指针停在不同的钟点，像一群各自错过了不同列车的旅人。蓝色的收音机放在工作台上，后盖开着，就像她离开时那样。小螺丝刀就躺在旁边。

我把它拿起来，放进外套口袋。街对面，修表匠的窗户是黑的，整条街都在等第一班公交车。去面包店的一路上，在路灯下，我一直把螺丝刀攥在手心里，它的手柄已经被她的拇指磨得光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