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后，她还会来吗？

工作间重新开门的时候，宝宝一直睡着。

修表匠敲响工作间的门时，诺拉正在她妈妈怀里睡着；他抱着为今晚清理好的最后一座钟，用一条茶巾包着。

表姐正站在工作台旁，两只脚轮换着慢慢摇晃，她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修表匠在门口停下来，笑了笑，把钟轻轻放在工作台上，好像它也可能会被吵醒。

那是周年的晚上，奶奶在医院里去世、夜班护士陪在她身边的那一夜，已经过去一年了。春天回来了，就像一艘渡轮回到同一个码头，晚了一点，吃水很深，装着几乎和上次一样的东西。表姐那天下午带着宝宝、一包尿布和一铁盒蛋糕，坐沿海公交车来了。妈妈坐的是早班火车。我中午下班回家，带着一袋刚出炉还温热的面包卷，睡了两个小时，被楼下宝宝的哭声吵醒。老房子好像带着惊奇在听那哭声，每一块地板都一动不动。

宝宝冬天出生的时候，表姐几乎每天都发照片来，但她把名字留到了这次来访。她想在这座房子里说出它。于是，她站在厨房门口，外套还没脱，告诉我们：诺拉。

诺拉是奶奶的名字。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在这些书页里写下过它。这一整年，它都放在我心里的一个抽屉里，就像时刻表下面的那把钟钥匙，这一年里没有哪一夜我想把它拿出来。然后，一个比一袋面粉还轻的小人儿带着这个名字来了，忽然之间，说出它变得很容易。妈妈先说了，轻轻地，对着宝宝说。然后是弟弟。然后是我。

我们一座一座地给钟上了弦。

晚饭后，弟弟走到抽屉前，拿出了那把系在绳圈上的钥匙。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它举起来，大家就跟着他走进了工作间。

一年来，长墙上的大多数钟都停在它们停下的时刻，每一座停在不同的钟点，就像车站里显示着远方各地时间的那些钟。只有工作台上方架子上那座小小的黄铜旅行钟，和修表匠修好的那几座在走。过去几个星期，他把其余的钟都清理过、上过油了，今晚它们都在等着。

我们轮流来。妈妈给窗边那座高高的落地钟上弦，慢慢地，小声数着圈数。修表匠给那两座发条很紧的钟上弦，因为他了解它们的脾气。弟弟给那座小小的黄铜旅行钟上弦，就是我梦里的那一座，然后用一根手指拨好了指针。其余的由我来上。

然后，修表匠把手伸进去，一座接一座，给每个钟摆轻轻推了一下。嘀嗒声从墙的一头响起，沿着墙蔓延开去，起初参差不齐，就像车门打开时站台上的乘客开始挪动那样。有一阵子，这些钟互相争执着。然后，其中两座几乎走到了同一个节拍上，接着是第三座。

表姐抱着趴在她肩上的诺拉站在后面。宝宝没有醒。第一声报时响起时，她在睡梦中皱了一下眉，然后脸又舒展开来，好像这声音是她一直都熟悉的。

晚饭前，乐队在车库里演奏了一首歌。

早些时候，晚饭前，天上还亮着，弟弟的乐队来车库排练，就像他们这一整年来一直做的那样。他们没有排练。他们很快就把东西架好了，没有像平常那样为线缆争来争去，然后演奏了一首歌。

那是一首慢歌，是弟弟冬天写的，从来不让他们在公开场合演奏。它没有歌词。吉他带着旋律，鼓很晚才进来，非常轻，用的是鼓刷而不是鼓槌，就像雨点开始落在公交候车亭的顶棚上。我们站在花园里，隔着敞开的门听着。邻居从她家里出来，站在她的蜂箱旁边听。

演奏完了，起初谁也没有鼓掌。然后表姐小心地鼓起掌来，生怕吵醒宝宝，其他人也都跟着鼓起了掌。

后来我端出一盘面包卷时，弟弟的朋友正在收拾她的琴盒。我没有问，她就告诉我，上个星期她梦见了她爸爸。她说，他又站在一个音乐厅的最后面，这一次他在该鼓掌的地方鼓了掌。“我觉得他在学。”她说完笑了，啪的一声扣上了琴盒。

我看着她穿过马路走向公交站，琴盒一下一下碰着她的腿。晚班车几乎马上就来了，她上了车，没有回头，就像你对一条路线熟得能背下来时那样。

邻居把宝宝的事告诉了她的蜜蜂。

九点左右，通往花园的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养蜂的邻居站在半明半暗里，两只手里各拿着一罐蜂蜜。她说，蜜蜂那个星期第一次在春天出巢飞行了，她从最老的那个蜂箱里取了一小块蜂巢。

她看着诺拉看了很久。然后她说，她已经告诉蜜蜂了。

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有一个古老的习俗，要把一家人的消息告诉蜜蜂：出生，婚礼，死亡。人们会敲敲蜂箱，轻轻地对它说话，好让蜜蜂不觉得被冷落而飞走。我们的邻居一辈子都这样做。她说，一年前，她在黑暗里走出去，把奶奶的事告诉了它们。今晚，她把宝宝的事告诉了它们，还有那个名字。

“它们很平静地接受了，”她说，“蜜蜂总是这样。”

弟弟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作。

后来，大人们在厨房里聊天的时候，弟弟把他的消息告诉了我。他还是十七岁，还是比我高一个头，后裤兜里还是插着鼓槌，好像随时都可能用得上。

港口边的自行车出租店暑假雇了他。他考完最后一门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他要修链条、刹车和扎破的轮胎，给游客调车座，每天傍晚渡轮鸣笛时，把棚子锁好。

“我给他们看了我会校正轮子，”他说，“那个人看着我弄完，就说，行，七月开始吧。”

他已经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去港口看过两次那个棚子了。他给我描述它，仔细得像在念一张时刻表：沿着海堤排开的一排出租自行车，铁皮顶下的工作台，一盒备用链条，还有渡轮在港口入口掉头的景象。他工作的时候，每天傍晚都能看着它进港。

我想起了他在雪天做的那个梦，奶奶在窗前转动一个自行车轮子，然后递给了他。我什么也没说。他不需要我说。

我想起来，一年前的今晚，夜班护士正在奶奶的床尾叠一条毯子，她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回家去，试着睡一会儿。她说得很温柔，好像那也是照护的一部分。那天夜里我们没怎么睡着。可从那以后的许多夜里，我都想起过她的话，今晚我又想起了它们，隔壁房间里钟在走着，楼上有个宝宝在睡觉。

今晚试试看

这是为周年准备的，也适合任何一个你想把某个人留在身边片刻的晚上。

打开一盏小灯，关掉其他的灯。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用平常的声音把那个人的名字大声说一次，就像他们刚刚走进房间时你会说的那样。

然后，用三句话讲一段关于他们的回忆：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手在做什么，还有他们说过的一句话。讲给你身边的人听，或者只讲给那盏灯听。

慢慢吸气，呼气稍微长一点，等你准备好了，就把灯关掉。

弟弟问她是不是还会来。

到了十一点，表姐抱着诺拉上楼去了客房，妈妈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鞋都还没脱。修表匠已经穿过马路回家了。他的灯难得熄了一回。

弟弟和我坐在厨房桌边，在这样的许多个夜晚里，我们都坐在这里。透过工作间敞开的门，我们能听到那些钟，十五座或者更多，每一座都有它自己小小的声音。

“现在已经一年了，”他说，“她会不会不再来了？我是说在梦里。这有什么规定吗？”

我告诉他，没有规定。悲伤不是按照一张固定的时刻表运行的，也没有在第一年年底设一个终点站。很多人在失去一个人之后的好多年里，都会继续梦见那个人，有时常常梦见，有时几乎不梦见，大多数人都说那些梦是一种安慰。梦会变，就像他朋友梦见她爸爸的梦随着她长大而变了一样。有些梦来得少了。有些梦会在奇怪的时刻来，在一段长长的公交车旅途中，或者在某件新事情开始的前一夜。

“比如我第一天去自行车棚上班的前一夜。”他说。

“也许吧，”我说，“也可能是某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没有任何理由。”

他想了想。然后，他像一年前第一个夜晚坐在楼梯上时那样，要我讲一个故事。他说，我给他讲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古老故事，他还想再听一个。但这一次，他想听我自己的。

今晚的故事

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是我整个冬天走路去面包店的路上，一点一点编出来的。

从前，有一个女人，负责管理夜班车的时刻表。不是你白天坐的那种公交车，而是只在人们睡着时才运行的那种。她在车场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工作，窗户朝着停着的公交车，每天傍晚，她都用手写下当晚的时刻表。

夜班车不像平常那样载乘客。它们载的是记忆。每辆车从车场出发时，车上都带着几样东西：一个声音，一件外套，一种笑的方式，一杯特别的茶。然后，它开过沉睡的小城，停在有人在思念某个人的人家门口。每到一站，它都非常轻地放下一样小东西，然后继续往前开。

那个女人从来不选择车上装什么。那些东西来自睡着的人自己。她要做的，只是让时刻表井井有条，给车门上油，检查轮胎，确保没有一辆车不开灯就出发。

她做这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做得非常好。后来，有一年春天，她老得爬不动通往办公室的楼梯了。她并不介意。她一直都想自己坐一坐夜班车，而不是只写下它们什么时候开。

于是，她最后一次走下楼来到车场，把时刻表交给了一个一直在院子里扫地的女孩，还有女孩的弟弟，他一直没经允许就在拆一台公交车的发动机。“现在要由你们来管了，”她说，“这不难。你们只要记住那些线路就行。”

然后，她登上了当晚的最后一班车，坐在窗边，穿过沉睡的街道，驶了出去。

姐弟俩就这样管起了时刻表。有些夜里，他们写得很少。有些夜里，一整页都写满了。起初，他们把线路弄错了，让两辆车开进同一条窄街。慢慢地，他们知道了哪些路秋天会被淹，哪些桥因为维修封闭了，哪些拐角老司机们喜欢慢慢转过去。他们始终不能确定，车停在了哪些人家门口，每家门前的台阶上又留下了什么。可是每天夜里，他们都会打开那间小办公室的灯，而每天夜里，在小城的某个地方，都会有一辆车驶过，车窗亮着光，车里的那个女人正望着窗外。

所有人都睡着以后，钟还在嘀嗒走着。

我讲完以后，弟弟好一会儿没说话。他在桌上把那把钟钥匙翻过来，绳子绕在他的手指上。

然后，他站起来，把钥匙放回装时刻表的那个抽屉里，走到工作间门口。他站在半明半暗里，听着。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在工作间里，路灯把窗框的影子投在挂满钟的墙上，每一个钟摆都在影子里穿过，左，右，就像一辆长途客车的雨刷，载着睡熟的乘客，在夜里一直往前开。架子上那座小小的黄铜钟声音最响，在所有其他声音下面，有一个明亮的小小的声音。

楼上，诺拉轻轻哭了一声，又安静了下来。马路对面，一辆夜班车从坡上开下来，车上几乎是空的，在我们的车站慢了下来，司机朝黑暗的候车亭望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开。

“它们现在差不多都对上节拍了。”弟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