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我们该说些什么？

那个梦，是在冰开始融化的一个夜里来的。

很多人相信，梦见已经去世的人，必须先解开才能有意义。他们觉得，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把钥匙：一本解梦书，一位有智慧的长辈，一个列着长长清单的网站，在那里，一座钟、一条河或者一件红外套都代表一种固定的东西。在你查到之前，这个梦就是一个上了锁的盒子。

并没有这样的钥匙。解梦没有科学依据，那些古老的解梦书最好当作故事来欣赏，就像你会欣赏一张在角落里画着海蛇的古地图。梦不是一封等着合适的机器来打印的密码电报。它的意义是做梦的人事后自己创造出来的，通过讲述它、写下它、画出它，或者只是把它放在光里翻来覆去地看。梦带来零件。醒着的人决定要搭出什么。

这是我在冬天快结束时，从自己的一个梦里明白的。

这一年里，大多数时候都是弟弟梦见奶奶，而我在听。我梦见她，多半只是一些片段：门上的一只手，机油的气味，她在另一个房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清的声音。然后，在冬末一个星期四的夜里，屋檐水槽上的冰开始滴水的时候，她真正地来了。

我带着那个梦上完了一整个班，一个字也没说。

凌晨三点，闹钟响了，在面包店上班的日子总是这样。我躺在黑暗里，那个梦还包围着我，就像所有人都下车以后，火车车厢里还留着的那股暖意。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弟弟还在睡，我不想只为了说一句“我见到她了”就把他叫醒。于是我穿好衣服，穿过湿漉漉的街道走到面包店，整个上午都带着这个梦，就像外套口袋里一封封好的信。

街道漆黑，被融化的雪映得发亮。早上第一班夜班车从我身边驶过，车上几乎是空的，从里面亮着灯，像一盏长长的灯笼，我想起她一辈子都坐着这样的车，包里带着一壶茶，时刻表折得小小的放在口袋里。我想，她有没有在那些车上做过梦，梦里又见过谁。

大约六点，我们正在做面包坯的时候，面包师问我为什么这么安静。我只告诉她，我梦见奶奶在她的工作台前修一座钟。

她点点头，手在面粉里继续动着。她说，她姑妈有一本很厚的解梦书，什么都要在里面查一查，从牙齿到火车。“钟肯定也在里面，”她说，“要我去问问她书上怎么说吗？”

我谢了她，说不用了。我不想让别人书里的一页来告诉我，我自己的奶奶在我自己的睡梦里在做什么。我想先把它大声说出来，再去弄明白。

那天晚上，妈妈坐星期五的火车回家了。吃完晚饭，我们三个人一直坐在厨房桌边，我把梦讲给了他们听。

今晚的故事

那天夜里，我讲的故事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它是我自己的。

在梦里，我从通往花园的门走进工作间，那是夏天的傍晚，虽然我知道其实是冬天。长长的窗户里满是橙色的光。奶奶穿着她那件灰色的工作外套坐在工作台前，就是袖子上有一块烧痕的那件，她把那座小小的黄铜旅行钟的后盖拆了下来，那是她最后一件没修完的活儿，以前一直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她周围的工作间和以前一模一样，而不是现在的样子。顶层架子上的收音机都装着后盖。那辆旧自行车靠在墙上，两个轮胎都打得足足的。门边的挂钩上挂着她的公交卡，系在一根褪了色的丝带上。

起初她没有抬头。她拿着一把镊子，稳稳地停在机芯上方，在等着什么。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就像我小时候那样，那时我得把手背在身后。

钟里面的齿轮又亮又干净。我能看见擒纵机构，就是修表匠有一次打开给弟弟看的那个部件。她用镊子最尖的地方碰了碰它，它的小小擒纵叉就开始摆动起来。

然后，她从眼镜上方看着我，说：“好了。它只是需要有人让它走起来。”她把钟放到我手里。它是暖的，好像一直晒在太阳底下。

就这些。我醒来时，耳朵里还有嘀嗒声，手掌心里还有那股暖意，有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

我讲完以后，谁也没有说话。妈妈的手平放在桌上，好像在感受木头里的一丝颤动。弟弟把杯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古时候的早晨，讲梦有它们自己的规矩。

过了一会儿，弟弟问，过去的人是不是也做过我们正在做的事，在桌边讲梦，猜想它们是什么意思。我说是的，有很多种方式，然后讲了我喜欢的两种。

《塔木德》是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成的犹太教诲的伟大汇编，里面有一段关于梦的长篇讨论。其中有一句话，把一个从未被解读的梦比作一封从未被读过的信。另一句说，梦随口走，意思是事后人们怎样谈论一个梦，会决定它最终意味着什么。书里还描述了一种习俗，适合被梦困扰的人。这个人把梦讲给三位朋友听，朋友们一起回答说这是好的，用他们的话把梦转向好的一面。

在古老的日本民间传说里，人们讲起一种叫貘的生物，据说它会吃掉噩梦。从可怕的梦里醒来的人可以呼唤貘来把梦吃掉，人们有时还会把这种生物的画放在枕头边。

就连现存最古老的完整解梦书之一，近两千年前一个名叫阿特米多鲁斯的人用希腊语写成的那本，也没有把梦当成简单的密码。他到过很多地方，和在集市上给人解梦的人交谈，收集了大量的梦。他一再说，同一个梦对不同的做梦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一个水手和一个农夫，可能在睡梦中看到同样的画面，而他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就连他这个想要一把钥匙的人，也一再发现，做梦的人自己的生活才是那把锁。

我想，这些习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不让梦独自留在黑暗里。它们把梦带进早晨，带进话语，带到正在倾听的人们中间。意义不是像石头一样从梦里挖出来的。它是在讲述中形成的，就像一条路线是由一直走它的人走出来的。

弟弟想知道我的梦是什么意思。

“那你的梦是什么意思？”弟弟问，“那座钟。她让它走起来。”

我提醒他夏天快结束时那些相册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梦是用许多不同年份的碎片缝起来的，就像把不同旅途的胶片剪接成一个奇怪的夜晚。那座黄铜钟真的放在我们厨房的架子上。那件有烧痕的灰外套是真的，现在还挂在工作间里。那橙色的夏日光线，来自多年前的某个傍晚。至于她说的那些话，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按那样的顺序说过。

所以，这个梦并没有带来一条需要我正确解开的消息。它带来的是她的一些碎片，还有我的一些碎片。它意味着什么，取决于我决定拿它们做什么。

妈妈轻声说，工作间里的大部分钟，从春天起就一直停着。只有修表匠修好的那几座在走。

我说是的。也许这个梦说的就是这个，也许这只是我选择从中得出的意思。不管是哪一种，我都喜欢这个选择。我告诉他，一个梦有点像她工作台上的一盒零件。零件不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你看着它们，把它们翻过来，最后由你自己的双手来决定。

妈妈心里也一直带着一个自己的梦。

我讲完以后，妈妈摘下老花镜，折好放在桌上。她说，从秋天起她就一直带着一个梦，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我们也没说。

在她的梦里，她半夜在老汽车站。奶奶穿着冬天的外套站在发车牌下面，用一根手指读着时刻表，就像她一直以来那样，一行一行地移动，好像在地图上描一条河。妈妈走到她身边时，奶奶找到了正确的那一行，敲了两下，说：“这一班。这是你的。”然后梦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妈妈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弄明白。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弟弟问她最后决定了什么。

她说，她决定它的意思是，她可以在星期五坐早一点的那班火车。新年时她在单位问了，单位说可以，从那以后，每个周末她都早两个小时到家。“也许那个梦并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但这是我让它有的意思。而现在我能赶回来吃晚饭了。”

我注意到她改坐早一班的火车了。我不知道那背后还有一个梦。

今晚试试看

这是一个不用任何解梦书、自己从梦里创造意义的方法。

拿一张纸，把它折成三折，像一张时刻表小册子。在第一栏里，画出梦发生的地方。在第二栏里，画出谁在那里。在第三栏里，画出某个人手里拿着什么。画火柴人就可以。不需要给别人看。

然后，用你自己的话给这个梦起一个标题，就像它是一部短片。我的标题是《夏日光线里的黄铜钟》。

如果那是一个难受的梦，你可以在最后一栏里加上一些梦里根本没有的东西：一盏亮起的灯，一扇敞开的门，一辆亮着灯停在站台的公交车。这幅画是你的，不是梦的，你可以决定它在哪里结束。

最后，把标题大声说一遍，说给一个你信任的人听，或者只说给房间听。躺下，慢慢呼吸，让那张纸在桌上放到早上。

并不是冬天的每个夜晚都像这一夜这样温柔。

我应该坦白地说，这一年并不全是温暖的钟和安静的餐桌。冬天里有好几个星期，弟弟吃饭时几乎不说话；也有好些夜里，我下了班却坐着不睡，也没有什么要醒着的理由。悲伤不是一条笔直的路，有些路段又长又是上坡。

如果悲伤长时间都非常沉重，或者你曾有伤害自己的念头，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谈一谈；遇到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你所在地的急救电话。

找人谈一谈，并不说明你悲伤得失败了。它更像是在发车牌变了、站台又挤满人的时候，去向车站工作人员问路。妈妈说，她自己秋天时就这样做过，而且有帮助。

她说这话时，弟弟低头看着桌子。后来他告诉我，冬天里有一个星期过得很糟，之后他去见过两次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他告诉我的样子，就像在报告一辆公交车准时到了，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我很高兴他去了，更高兴他告诉了我。

给钟上弦的钥匙，在抽屉里又多待了一阵。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弟弟走进工作间，拿回了那把系在绳圈上的钟钥匙。这一整年，它都挂在工作台旁的钉子上，只有修表匠用过它。

他把它递给我。“你想让它们走起来吗？”他问。

我盯着那把钥匙看了很久。然后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等到春天，等到她去世一周年的那一夜，再一起给它们上弦。他想了想，点点头，把钥匙放进了装时刻表的那个抽屉里，我们俩都会知道去那里找它。

天亮之前，冰从屋檐水槽上松脱了。

我上楼睡觉的时候，水正从屋顶上不停地往下流，街那头的某个地方，一片冰从一辆车上滑落，发出轻轻的呼啸声，像一列火车从隧道里驶过。窗外吹进来的空气，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了泥土的气味。隔壁，一两只蜜蜂爬到一个蜂箱的起落板上，站在寒气里，好像在长途旅行之前看看天气。

我躺下来，听着滴水声。我不需要知道我的梦是什么意思。能把它讲出来，就已经足够了。

我把闹钟定在三点，转身面向墙，在下一滴水落下之前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