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出来，就必须不再梦见他们吗？

大雪封住了通往渡口的路。

很多人相信，在亲人去世后走出来，就意味着放手。照这种说法，梦见那个人的次数应该越来越少，然后彻底消失，等梦不再来的那天早上，你就可以说自己好了。在这幅图里，悲伤是一个你要离开的车站，而那些梦是在你身后越缩越小的站台。

事情通常不是这样的，也不必是这样。很多人一辈子都和去世的人保持着一种联结。他们在车里跟逝者说话，穿着逝者的旧外套，问自己逝者会怎么做，多年里也会时不时梦见他们。研究悲伤的人把这种保持联系叫作“持续的联结”，他们发现这是悲伤中正常的一部分，并不说明出了什么问题。走出来，并不是剪断线路。而是换了一张时刻表。

雪是在隆冬时节来的，一连下了三天。

第一天早上，凌晨三点半，我走在还没有人踩过的街上去面包店。只有我的靴子留下了脚印。公交车停运了，通往港口的路也封了，连夜班渡轮都系在码头上，亮着灯，自顾自地低声嗡嗡响，像一台被吩咐了要等一等的机器。我到的时候烤箱已经热了，面包师说，在这样的早上，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吃面包。

中午我回到家，弟弟还穿着睡衣站在厨房窗边。他的学校因为下雪停课了。

弟弟以为自己倒退了。

他说，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梦见奶奶了，他开始觉得这说明自己在好起来。可昨天夜里，她来了。

在梦里，她在工作间里，把一个自行车轮子举到窗前，转动它，看它转得正不正。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看着辐条转得模糊，又慢下来，点点头，把轮子递给了他。

“我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春天，”他说，“就好像我在火车上坐了好几个月，又有人把我赶下车，扔回了第一站。”

我给我们俩泡了茶，在他对面坐下。窗外，雪下得那么直、那么慢，看起来就像窗户本身在往上升，像一部电梯在一座白色的楼里上升。

我告诉他，他没有倒退，就像我在冬天第一个星期站在公交站前时也没有倒退一样。安静了一阵之后又做一个梦，并不是后退一步。很多时候，那只是心灵去探望一个它仍然爱着的人，就像你在空闲的下午坐上一条老公交线路，只为再看看那些房子。

联结不是一根必须剪断的绳子。

他问，现在还跟她说话，是不是健康的。他承认，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在工作间里，碰上一颗拧不下来的螺丝的时候。

我说我也会。面包发得不好的时候，我会告诉她。我会告诉她我赶上了哪一班车。

我跟他讲了面包店里一位我常招呼的女士。每个星期六，她都会在柜台上数出硬币，买两个撒了葛缕子籽的黑麦面包卷。一个是给她自己的，另一个，她有一次告诉我，是她丈夫一直爱吃的那种。他在我开始在那里工作的好几年前就去世了。她坐在店外的长椅上，慢慢吃掉第二个面包卷，看着公交车来来去去。她看起来既没有不好，也没有被困住。她看起来像一个在赴一场自己喜欢的约会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以为，悲伤要做的功课就是让自己脱离出来，把感情从逝者身上收回，投到别处去，就像把钱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较新的看法更温和，我觉得也更诚实。大多数人并不会脱离。他们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带着那个人。这段关系不再是厨房里的一次相聚，而变成了更像一个你仍然能调到的电台，有时微弱，有时清晰。梦就是能收到那个电台的地方之一。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你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紧紧抓住。有些人常常梦见逝者，有些人几乎从不梦见，两种都很平常。重要的是，这种联结能不能帮你过好你的一天。如果能，就没有什么需要剪断的。

弟弟的朋友这些年一直梦见她爸爸。

下午，雪停了一个小时，弟弟的朋友拖着一个塑料雪橇爬上了山坡。她是走路穿过城里过来的，因为公交车还没恢复，而她说，她在屋里待得快有点疯了。她的脸颊红红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那么多圈，她得像从线轴上放电缆那样一圈圈解开，才能好好说话。

弟弟跟她讲了他梦见自行车轮子的事，还有那种被扔回第一站的感觉。她坐在暖气片上暖着手，听着。

“我现在还会梦见我爸爸，”她说，“他去世的时候我还非常小。我甚至不记得现实里他的声音，只在视频里听过。可他会出现。不经常。也许一年一两次。”

我小心地问她，现在那些梦是什么样子的。

她说，那些梦随着她长大而变了。她小的时候，他让她骑在肩上穿过人群。后来，他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停车场里教她骑自行车。去年春天，他坐在乐队一场演出的最后一排，在不该鼓掌的地方鼓掌。“他从来不会在梦里待很久，”她说，“他就是在那儿，做着当爸爸的会做的事。我醒来会有点难过，可又不完全是。”

弟弟问她，想不想让那些梦停下来。

她看着他，好像他在问她想不想让太阳不再升起。“不想，”她说，“我为什么要想？那是他唯一能看到我在做什么的地方。”

然后，她把围巾一圈一圈地重新围上，他们俩出门去找一个够陡的坡滑雪橇了。

今晚的故事

那天夜里，电灯闪了两下，然后稳住了。我们还是点上了工作间里那盏旧油灯，因为那样感觉才对，然后我给弟弟讲了《珍珠》。

《珍珠》是一首用中古英语写成的诗，有六百多年了，作者的名字没人知道。它保存在唯一的一部古老手抄本里，和另外三首诗装订在一起，其中一首就是著名的《高文爵士与绿骑士》。全诗由一百零一节组成，每节十二行，每一节都通过一个重复的词或短语和下一节相连，所以整首诗就像一列车厢首尾相接挂在一起的火车。

讲这首诗的人自称是一个珠宝匠。他丢了一颗珍珠。它在一座花园里从他手中滑落，穿过草丛掉进了泥土，他再也找不到了。大多数读者认为，这颗珍珠是他的小女儿，她不到两岁就去世了。诗里从来没有明说。它让这颗宝石代表那个孩子，就像抽屉里的一张车票可以代表一整段旅程。

盛夏时节，他回到花园，回到珍珠丢失的地方。那里已经长满了花和芬芳的香草。悲伤在那里压倒了他，他在那个小土丘上睡着了。

在睡梦中，他的灵魂去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国度。那里有水晶的悬崖，有树叶闪着光、像擦亮的银子一样的树林。羽毛鲜艳的鸟儿在树上歌唱。他沿着一条河走，河床不是泥，而是宝石，在水里闪闪发光，像冬夜里的星星。他想过河，因为对岸的土地看起来更加明亮，可他找不到办法。

然后，在对岸一座悬崖脚下，他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衣、浑身缀满珍珠的小女孩。他一眼就认出了她。他说，她和他比姑妈或侄女都要亲近。

父亲想要渡过那条河。

起初，做梦的人欣喜若狂。他隔着河水呼唤她，问她是不是他的珍珠，就是他丢失了、从那以后一直哀悼着的那一颗。

她的回答让他吃惊。她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他弄错了。他的珍珠并没有丢失。他失去的，是像一朵凋谢的玫瑰那样的东西，玫瑰总是会凋谢的。现在她平安无事，过得很好，在一个任何东西都不会从她身边被夺走的地方。

他们隔着河谈了很久。她告诉他，他一口气犯了三个错误。他以为她在那里，只是因为他能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她。他以为他现在就可以过来，和她一起住在那个国度。他还以为他可以径直渡过河去。他和她争论；她耐心地回答他。她解释了自己虽然那么小就死了，是怎样在那里变得这么幸福的。最后，她让他从这一侧的岸边，看到了她现在居住的那座闪闪发光的城，还有一列身穿白衣的人，她就在其中。

而父亲看见她在那里，思念得失去了理智。他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渡过河去。他跑到岸边，开始往水里扑。

就在那一刻，他醒了。他躺在花园里，头枕着珍珠丢失的那个小土丘。

这首诗并没有要求他忘记。

我讲完时，弟弟很安静。然后他说：“所以他失去了她两次。”

我说，这是一种读法。可我看到的不一样。做梦的人没有因为梦见女儿而受罚，也没有人叫他不要再爱她。他唯一不能做的，是在活着的时候渡过那条河。其余的一切都是允许的。他看见了她，听到了她的声音，和她争论，知道了她在哪里。醒来时，他没有把这个梦扔掉。他把它留了下来，在诗的结尾，他平静了，准备好继续过他的生活，而她仍然在他的生活里。

对我来说，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持续的联结最古老的一幅图画。河流一直隔在他们之间，那场对话也一直在。

我又告诉了弟弟一件事，尽量说得很平实。在悲伤的人描述的许多梦里，逝去的人看起来平静而安然，就像对岸那个女孩一样。这首诗证明不了她真正在哪里，它也没有打算去证明。它展现的是一位父亲，他的梦把悲伤夺走的东西还给了他一点：她的脸，她的声音，还有一个从草地上站起来的理由。

今晚试试看

给一个你想念的人写一张短短的明信片。控制在一张真正明信片的大小，最多几行字。

告诉对方你这一天里的一件平常事，就像你出门旅行、而对方在家里等着你时会写的那样。雪很深。我赶上了早班车。今天早上面包发得很好。你不必说什么宏大或勇敢的话。

用安静的声音，慢慢地读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盒子或者一个抽屉，让以后的卡片慢慢加进来。关上灯，呼气比吸气长一些，做几次，就像一艘渡轮靠近码头时慢慢减速。

如果梦来了，就让它来。如果没有梦来，这张卡片也已经寄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半夜里，修表匠在扫雪。

睡觉前，我从前窗往外看。路灯在雪地里照出一个个小小的圆形光的房间。街对面，修表匠拿着铲子出来了，正在清理通往他店门口的路。然后他穿过马路，也把我们家门前的路慢慢清了出来，没有人叫他这么做。

我穿上外套下楼去谢他。他靠在铲子上，看着我们家黑着的工作间窗户。他说，碰上一件怎么也修不好的活儿时，他现在还会跟奶奶说话。“我问她擒纵机构的事，”他说，“大声问。工作台不介意。”他说得那么平常，就像一个人在告诉你几点了。

弟弟跟在我后面来到了门口。修表匠回到马路对面以后，弟弟问我，我有没有像他那样清清楚楚地梦见过她。

我告诉他，还没有，没有好好地梦见过，只梦见过一些片段。那时我还不知道，几个星期后，她会手里拿着一座钟，在工作间里来到我的梦中，而我会把那一夜写下来，作为这一年的下一章。

我们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雪继续落着，落在候车亭上，落在隔壁的蜂箱上，落在那两条在马路中间相遇的新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