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梦吗？

一年中最长的那一夜，不到五点就开始了。

很多人相信，梦见已经去世的人，在哪里都会被同样地对待。你醒来时胸口压着一种奇怪的重量，对谁也不说。到了中午，你已经把这个梦推到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把一只行李箱推到床底下。

事情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有些家庭会在早饭时讲这些梦，就在吐司和校车之间。有些人点上一炷香，为来访的人摆上一杯茶。有些人把梦折好藏在心里好多年，一个字也不提。许多古老的传统根本不把逝者在梦中的来访当成问题。它们把它当作一位坐夜车来的客人，旅途劳顿，在门口受到欢迎。

我是在冬天最长的那一夜，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种方式。

我从午觉中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在面包店上班的日子，我凌晨四点开工，所以我的夜晚从下午中间就开始了。冬天里，我常常起床时面对的黑暗，和我上床时的那片黑暗一模一样。厨房的窗户是黑的。街对面的候车亭顶上结了霜，旁边修表匠的店里亮着一盏灯，低低地弯在他的工作台上方。

弟弟坐在厨房桌边，手机平放在面前。他把手机转过来让我看。表姐从医院发来了一张照片：白色毯子里一张红红的小脸，眼睛紧紧闭着，挡着这个明亮的新世界。消息说，是个女孩，那天下午出生的，健康，哭声很响。

我们看着她，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弟弟说出了他从学校一路带回家的那件事。

弟弟的朋友从没跟她妈妈讲过自己的梦。

那天下午，他和乐队里的朋友一起排练。休息的时候，她坐在一个音箱箱子上，拿着一瓶水，问他是不是还梦见奶奶。他说是的，经常梦见，而且他会在早饭时把梦讲给我听。

“她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说我们在屋顶上吃早饭，”他说，“在她家，没人谈论梦。她有时会梦见她爸爸。春天时她在我们家门厅里跟我们说过，可她从来没跟她妈妈讲过。一次都没有。”

他想知道，我们两家里哪一家做错了。

我告诉他，两家都没有错。梦不是一列只能在一条轨道上跑的火车。同一类梦会来到世界各地悲伤的人身边，而且大多数时候让人觉得温柔。家与家之间不同的，不是梦本身，而是人们早上怎样对待它。一条长长线路上的每个车站，都有自己的站台、自己的钟，还有自己报站的声音。

在我们家，我们讲出来。这是从葬礼后的第一个夜晚开始的，那天凌晨两点，弟弟坐在楼梯上，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停过。我们讲自己的梦，就像收音机播报天气一样：简短，用平常的话，在水壶凉下来之前讲完。在他朋友家，梦是被收藏起来的，而收藏也是照顾一样东西的一种方式。讲出来的梦可以分享，由两个人一起带着。收藏起来的梦则一直保持着它原来的形状，就像一张从来没人剪过的车票。

邻居为她的来访者摆上一杯茶。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拿了一条面包去隔壁。养蜂的邻居正拿着手电筒站在院子里，用戴着手套的手扫掉蜂箱盖上的雪。蜜蜂都在里面，紧紧地挤在它们的蜂王周围，在黑暗的几个月里互相取暖。

因为这是最长的一夜，也因为她认识我奶奶几乎一辈子了，我问她，她梦见她丈夫时会做些什么。

她说，她会在窗边的架子上点一炷香，泡两杯茶，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她喝掉自己那杯，让他那杯慢慢凉掉。“他现在来得很少了，”她说，“他来的时候，我想让他知道，水壶还在烧着。”她告诉我，她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她妈妈以前也是这样。

三户人家，对同一种夜晚，有三张不同的时刻表。

今晚的故事

弟弟湿着头发又下楼来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一直留给最长那一夜的故事。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在东亚的许多家庭里已经流传了很久很久。汉语里有一个词说的就是它，叫“托梦”，意思大致是把一个梦托付出去。按照这个观念，逝者可以把一个梦交给活着的人保管，就像你会把一个包裹交给公交车司机，请他放在下一个村子。

最让我触动的，是这些包裹有多小。在这些故事里，逝者很少带着什么重大的宣告而来。他们是来托人办事的。一位爷爷出现在孙子的梦里，说他的屋顶漏了。家里人爬上山，发现雨水把他坟上的土冲走了。一位母亲出现在女儿的梦里，说她冷，女儿就按照习俗为她烧了一套纸衣服，好让温暖传到她去的地方。一位父亲出现了，只想要他最爱吃的那道菜，第二天，菜就做好摆在了桌上，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碗边。

类似的观念也存在于日本和韩国的故事里，在那里，去世的父亲或母亲可能会站在熟睡的孩子枕边。这种来访不是闹鬼。它更像一封来自搬到远方的人的信，那人还需要别人给他寄去几样小东西。

我喜欢这个观念给早晨带来的变化。做梦的人醒来时有一件事要做，谁也不必独自守着这个梦。全家人一起去办这件事，就像渡轮上的乘客，在船转弯时一齐朝同一边倾斜。

一部来自寒冷北方的萨迦，换了一种讲法。

接着，我给他讲了吉斯利的故事，因为一个故事有了邻居，就更容易看清。

《吉斯利萨迦》是用古诺尔斯语写成的古老萨迦之一，古诺尔斯语是定居在遥远北方海上那些岛屿的人们的语言。吉斯利是个强硬、勇敢又不走运的人。他为妻子的哥哥报仇杀了一个人，那位哥哥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因此被宣布为法外之人。许多年里，他躲藏着生活，从一个秘密藏身处转到另一个，而他的妻子始终对他忠心耿耿。在那些年里，他做梦。

两个女人在他睡梦中来访，萨迦称她们为他的梦中女子。其中一个很和善。她带他看一座燃着火堆的大厅，告诉他那些火堆代表他还能活的年数。她给了他朴实的忠告：放下旧日的仇恨，善待穷人和弱者。她还说起一个美好的地方，有一天他会在那里安息。另一个梦中女子面目阴沉，带来黑暗的景象，吉斯利每次在她来访后醒来，都心惊不已。他把自己的梦编成短诗，夜里念给妻子听，妻子静静地听着。

这些梦中女子不是他的家人。她们不是来要一道最爱吃的菜或一件更暖和的外套的。她们从他生活之外的某个地方来，谈论他的命运，而萨迦让她们保持着陌生。

这两个故事跑在完全不同的线路上。

弟弟说，这两个故事感觉像两种电台。一个是本地电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你顺路买点牛奶。另一个是从远方传来的信号，在两个台之间噼啪作响，很难调准，满是天气的杂音。

我觉得他说得对。在东亚的观念里，来访者是你认识的人，梦变成了一件全家在白天一起分担的小家务。在萨迦里，来访者是陌生的，梦变成了一首诗，由一个害怕的男人在黑暗中讲给他的妻子听。可是两个故事都不肯把梦丢掉。两个故事都给了梦一个醒来后的去处。它去了山坡，去了厨房，去了一首诗，去了一个爱你的人的耳边。我想，这才是每一种传统真正的用处。它是一条铺好的轨道，让一个梦有地方可以抵达。

我也把我读到的关于睡眠的知识告诉了他，说得很平实，不加修饰。我们睡着的心灵用我们自己的记忆和感情搭建梦。古老的故事也许会说，梦是逝者送来的，我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讲，但梦本身是在做梦的人心里生成的。

妈妈想起了这是谁的习惯。

九点钟，妈妈从她每个星期五等晚班火车的站台上打来了电话。我能听见她声音后面的广播。我先告诉了她宝宝的事，然后讲了那三张时刻表。

她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早饭时讲梦是从哪儿来的吗？”她说，“你奶奶每天早上都这么做，从我认识她起就是这样。她讲自己的梦，就像念公交车的时刻一样。简短又准确。然后她就去开工作间的门了。”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我一直以为，是我和弟弟春天在楼梯上发明的。

“她从来不把它当回事，”妈妈说，“一个梦只不过是新闻的一部分。然后火车来了，我得走了。”

弟弟问，她会托我们去做什么。

“那如果她给我们托梦，”弟弟说，“她会要什么呢？”

我们在桌边列了一张单子，一半是笑着，一半又不是。给工作间的门铰链上油，免得它吱呀一声把全家都吵醒。给门厅里那辆旧自行车的轮胎打气。把公交时刻表按线路顺序放回抽屉里，不要堆成一堆。坐一次夜班渡轮，只为看港口的灯光在船尾后面慢慢滑远。不要把拆了一半的收音机留在厨房桌子上，因为那些小螺丝总会不见。

最后一条是说给弟弟的，他心里清楚。

我告诉他，这些都不是她送来的消息。它们是我们对她的了解，像地图上的线路一样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记忆已经把她的那些差事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梦见她时，梦已经知道她会说什么。这并没有让这张单子变小。要说有什么，是它让这张单子成了我们要守着的东西。

最长的那一夜，是一年的铰链。

睡觉前，我走进了工作间。墙上的钟还停在春天它们停下时的不同时刻，每一座都像一个车站，曾经有一列火车在那里停靠，然后开走了。街对面的修表匠秋天时拿走了其中两座，修好后又送了回来。那两座在黑暗中轻轻地嘀嗒着，彼此步调不一，就像两个从同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各自走回家的人。

从明天起，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长一点点。不多。起初只有一两分钟，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开动得那么慢，等你察觉时，站台已经滑到身后去了。

我想，在城市的另一头，那个新生的宝宝正睡着，度过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夜；而在厨房里，弟弟的手机又亮了一次，是另一张她打哈欠的照片。

今晚试试看

这是一个为梦选择自己站台的小方法，好让梦如果来了，有地方可以抵达。

拿一张卡片或一张小纸片，把一句话补完：“如果今晚我梦见想念的人，早上我会……”然后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结尾。你可以在早饭时把梦讲给一个人听。你可以先摆上一杯茶或一杯水放一分钟，再喝你自己的那杯。你可以把梦写下来，把纸折好收起来，不给任何人看。

这些选择没有哪一个是错的，因为每一个都是照顾这个梦的一种方式。

把卡片放在你早晨开始的地方，水壶旁边，或者手机旁边。然后躺下，慢慢吸气，数到四，呼气，数到六，这样做五次。让房间在你周围安静下来，就像最后一班公交车开走后，候车室慢慢变空。

醒来时，你会发现卡片还在你放下它的地方等着你，你可以照着上面写的去做，也可以就让它在那里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