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知道自己在做梦吗？

很多人以为，清醒梦是一种罕见的天赋。

很多人相信，在梦还在进行时就知道自己在做梦，是少数特别的人才有的天赋。他们想到的是修行多年的僧人，或者电影里有奇异能力的人。照这种说法，其他人只是睡觉、做梦，直到早上都分不清两者。

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普通人至少做过一次清醒梦，往往还不知道它叫什么。有些人小时候做过，后来忘了。而且这不只是人们对自己的说法。在睡眠实验室里，志愿者在入睡前约定好一个信号，一组固定的眼球动作：向左，向右，再向左。后来，当仪器显示他们明明处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时，这个信号出现在了记录上。身体静静躺着，梦继续着，眼睛却从梦里送出了一条消息，就像雾中一条船上闪烁的灯，在向岸上等待的人打信号。

弟弟不需要实验室。深秋的一个早上，他走进厨房，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了。

弟弟醒来时，知道自己刚才在做梦。

那天是星期天，我休息，这在我的日历上少见到值得画个圈。我站在灶台前，在锅里翻着面包片，这时他两级一跨地跑下楼来。他的头发一边压扁了。他拿着手机，却没有看它。

“我知道了，”他说，“在梦里。我知道那是梦。”

我把火调小了。自从几个星期前那个暴风雨之夜，他已经问过我两次，一个人能不能回到梦里去改变它。我把读到的告诉了他：有些人能学会察觉自己在做梦，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点点头，又回去打他的鼓了。我没想到他会去试。更没想到真的成了。

他在桌边坐下，把整件事慢慢讲给我听，就像讲一段长途旅行的路线那样，生怕漏掉任何一次换乘。

工作间的钟面上没有数字。

在梦里，他站在屋子后面的工作间里。那里很干净，就像暴风雨过后我们收拾好的样子，地板扫过了，工作台也擦过了。午后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奶奶坐在工作台前，一个自行车轮子竖立在支架上，她用一根手指转着它，盯着轮圈看有没有晃动，就像她一直以来那样。

他说，第一件奇怪的事是墙上那座大钟。它在嘀嗒走着，钟面上却没有数字。指针是有的，也在动，却是在一个空白的白色圆盘上移动。他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他看向架子上的收音机，刻度盘上也没有标任何电台，只有一条干干净净的线，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这是个梦，”他说，“不害怕。就是，哦，我在做梦。就像在公交车上醒过来，还没看到站牌就知道是哪一站了。”

他接下来做的事，是我一再回想的部分。他没有试着飞，也没有试着改变房间。他想起了暴风雨那一夜和灰色的灰尘，发现现在没有灰尘了。于是他走到工作台前，站在她身边。

“我知道这是个梦。”他对她说。

她继续转着轮子。“那就把辐条扳手拿好。”她说，然后把扳手递给了他。

他在梦里笑了，给我讲的时候又笑了一次。他说他接过扳手，拧紧了一根辐条，转了四分之一圈，就像他十岁时她教他的那样。他想问她一件很重要的事，却找不到合适的话，就在他找词的时候，房间开始变淡。他说那就像收音机慢慢偏离了电台，声音还在，却越来越弱，后面升起一片沙沙声。然后，他就躺在了自己的床上，天花板上是真正的早晨。

“我什么也没来得及问她，”他说，“可我在那儿。我是说，我知道我在那儿。”

睡眠实验室看到过做梦的人用眼睛发信号。

面包片凉了，我提醒他想想初夏时我讲过的那些实验室。在快速眼动睡眠中，身体的大部分肌肉都被定住，所以我们不会把梦里的动作做出来。眼睛是个例外。它们在闭着的眼皮下转动，这种睡眠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志愿者把眼睛当作信号，那是机舱里唯一还有反应的操纵杆。

记录显示的结果简单又令人吃惊。睡着的人并不是醒着在假装。他们正深深地处在做梦的睡眠中，可他们的某一部分仍然知道这一点，并且遵守了熄灯前许下的约定。清醒梦不是来自外界的特别天赋。它是睡着的心灵偶尔能做到的事情之一。

我喜欢这些实验只需要那么少的机器：皮肤上贴几根导线，一个安静的房间，一个愿意在陌生人中间睡着的人，再加上旅程开始前定下的一个约定，就像旅行的人约好一个碰头的地方，以防在拥挤的车站里走散。

我也告诉了他清醒梦不是什么。知道自己在做梦，并不意味着你能操纵梦的每一部分。它也不会把梦里的人变成真正的来访者。工作台前的奶奶，是他自己睡着的心灵用他记得的东西搭起来的：她搭在轮圈上的手指，辐条扳手，她干巴巴的声音。这并没有让她在他心里变得不那么珍贵。这让她成了他的奶奶。

他想了想，点点头。“所以那是我版本的她，”他说，“行。我的版本挺好的。”

今晚试试看

这是一件小事，而且应该是平静的，不是一场比赛。没有人非得做清醒梦不可。但如果你好奇，可以为它留一扇门。

白天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停下来一会儿，悄悄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然后检查一下：读一行短短的字，移开目光，再读一遍。醒着的时候，字不会变。在梦里，文字和钟面常常会变或者模糊，就像弟弟梦里那座没有数字的钟。今晚，关了灯躺在床上的时候，慢慢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想象一个你喜爱的地方。轻轻对自己说一次，如果在那里做梦，你希望能察觉到。然后放下这个念头，呼气比吸气长一些。不要为了这个硬撑着不睡。睡眠最重要。即使没有做清醒梦，你也已经在一个喜爱的地方结束了这一天。

弟弟的朋友问，她能不能选择做什么梦。

那天下午，弟弟乐队里的朋友来家里练习。她坐在后门台阶上，用两支铅笔在膝盖上敲着节奏，这时弟弟跟她讲起了那个梦。我正在晾衣绳上晾衣服，大部分都听见了。

她跟我说过，她几乎不记得她爸爸了：只记得他外套的气味，还有他开车时吹的一支口哨曲子。她停下了敲打。“我能做到吗？”她问，“我能选择梦见他，而且知道是在做梦吗？”

我拿着空篮子走过去，坐在他们下面一级台阶上。我尽我所知，告诉了她实话。清醒梦不能像火车座位那样预订。它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而且谁也不能选择梦里会出现谁。就算他真的来了，他也是用她心里装着的东西做成的：那件外套，那支曲子，她妈妈讲给她的那些故事。那也许不算多。可那支曲子她自己吹过太多遍了，每一个转折在她的记忆里都清清楚楚，而做梦的心灵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来搭建。

她盯着手里的铅笔看了很久。“有那件外套就够了。”她说。

今晚的故事

那天晚上，朋友还坐在桌边喝着汤，我给他们讲了一直留着的那个故事。它和春天那个雨夜里会说话的骷髅出自同一本古书，《庄子》。这位老师本名叫庄周，这一段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书的第二篇末尾，有一段只有短短几行的文字，它也许是世上写下来的最有名的梦。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他翩翩飞来飞去，完完全全是一只蝴蝶，自得其乐，随心所欲。他不知道自己是庄周。

然后，忽然之间，他醒了过来，他就在那里，实实在在、确确实实，是庄周。

可是他不知道，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现在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这段文字说，两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区别。它还给这种区别起了个名字：物化，也就是万物的转变。

在同一篇稍前的地方，还有另一段关于梦的文字。它说，梦见喝酒的人，早上醒来可能会哭泣；梦见哭泣的人，醒来可能会出门打猎。我们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有时候，我们甚至在梦里给梦占卜。只有醒来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一场梦。

这个古老的问题，朝两个方向轻轻转动。

弟弟的朋友放下了勺子。“那哪一个是真的？人还是蝴蝶？”

“故事没有说，”我说，“我觉得这正是关键。它让问题敞开着，就像温暖夜里的一扇门。”

然后我告诉他们，那一年我是怎样读它的。弟弟手里拿着辐条扳手站在工作台前时，奶奶就在那里，转着轮子。在那个房间里，在那一刻，她就像醒来时的庄周一样实实在在。后来房间变淡了，他醒了，她不见了。哪一幅才是真实的画面，有她在的工作间，还是没有她的厨房？

我不认为这本古书想让我们二选一。渡轮往返于两岸之间，两岸都是真的，即使你一次只能站在其中一边。在梦里，她活着；到了早上，她已经去世了。这两件事在各自的地方都是真的。悲伤，有一部分就是学会在两岸之间来回，却不弄丢自己的船票。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转折，是我最喜欢的。我们梦见失去的人时，他们在我们心里走动、说话。我们醒来时，又把他们带进白天，带在我们握辐条扳手、握铅笔、哼一支歌的方式里。也许，是活着的人在一直轻轻地梦着逝者，好让他们的某些部分随着我们一起继续变化。

醒来，也是一种抵达。

因为面包店的缘故，我比大多数人更熟悉醒来的那一刻。我在凌晨三点的黑暗里醒来，在白天到来之前就抵达了白天。有那么几秒钟，我不在任何特定的地方，在两站之间，像停在两个声音之间的收音机刻度盘。

从那个星期天起，我开始留意那几秒钟。有时候，一个梦还和我一起待在房间里，薄得像窗上的水汽。我现在不急着赶它走了。我让它在那儿站着，等我用脚找到地板，然后去打开烤箱。

奶奶喜欢夜班渡轮靠岸的时刻，那时发动机换了声调，甲板上的每个人都在同一刻转向港口的灯光。如今醒来对我来说就像那样，在我知道这是哪个港口之前，发动机先换了声调。

下个周末，朋友穿着一件外套回来了。

接下来的星期六，她又来练习了。她穿着一件我从没见过的外套，深色羊毛的，肩膀太宽了，袖子卷了两道。她说，那是她爸爸的。她妈妈这些年一直把它收在柜子里，是她自己开口要来的。

她没有说她有没有梦见他。我也没有问。有些东西，只属于带着它的那个人。

他们俩走进工作间，去看弟弟在奶奶的顶层架子上、一盒收音机电子管后面找到的一个坏了的节拍器。我听见他们说话，然后是螺丝刀轻轻的声音，接着好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

然后，节拍器开始嘀嗒作响，起初不太均匀，后来稳了下来，就像一列火车在铁轨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你留着吧，”弟弟说，“奶奶从来不喜欢一台只是摆在架子上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