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蛋摊上的两姐妹共用一条蓝头巾

蛋摊后面的一颗钉子上挂着一条蓝头巾，打结的地方已经褪色了。头巾底下，灰色的硬纸蛋托一直摞到肩膀那么高，一托三十个蛋，有棕的、白的、带斑点的，有些上面还粘着一撮稻草。摊位上满是稻草、硬纸板和寒冷早晨的气味。

这条头巾，就是那个八点半还认得多恩、刚过中午就不认得她的卖蛋人的答案。它属于这个摊位，不属于哪个人。每天十二点，它都要换一个人戴，从一个姐妹传到另一个姐妹手里，就像接力赛里的接力棒。

伊迪·甘顿上早班已经二十年了。她认得多恩，认得多恩的母亲，还知道多恩的母亲最爱哪种鸡蛋。弗洛丽·甘顿比她小三岁，这个冬天才来摊位上下午班。同样的蓝头巾底下，同样的圆脸，同样麻利的手，隔着三码远，这对姐妹就很难分清了。

最靠得住的区别是自行车：弗洛丽从农场骑车过来，而伊迪从来没学会骑车，说自己太老了，现在学不了了，她是从面包店后面的公寓走过来的。

哈罗德·伯奇是这个摊位和那些母鸡的主人。他是个习惯雷打不动、规矩也雷打不动的农场主，他的第一条规矩写在一张卡片上，钉在头巾旁边：“伊迪上午，七点到十二点。弗洛丽下午，十二点到五点。不许换班。”

他告诉你，好多年前，有两个姑娘背着他换了班，钱罐里少了整整一个月的钱。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换班了。他父亲在同一个农场养鸡，在同一个拐角卖蛋，哈罗德到现在每天晚上数钱罐时，耳朵后面还夹着他父亲那支黄铜铅笔。

四月里的一个星期四，复活节前一周，长厅里挂满了纸做的彩蛋，市场里的每个孩子都在数着日子，钱罐里又少了钱。

少了很多。

哈罗德站在蛋托旁边，手里攥着帽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二十年了，”他说，“一分钱都没少过，伊迪在的时候没少过。一次都没有。”

那天上午十点，广场对面面包店的男孩阿尔菲·邓恩送来了三十打鸡蛋的钱，是复活节烘焙要用的。他用纸币付给那个戴蓝头巾的女人，当着她的面把钱一张张数在蛋托上，看着她把钱折好塞进围裙口袋。她正忙着招呼另一个顾客，几乎没看他一眼。

那天晚上，哈罗德数钱罐的时候，面包店的钱不在里面。鸡蛋已经送到了广场对面。纸币却去了别的地方。

星期五上午，你在咖啡馆的里间轮流跟两姐妹坐了坐，奥迪尔·芬恩太太一刻不停地续着茶壶，假装没在听。

伊迪说，她跟平常一样上了班，七点到十二点。没有哪个面包店的男孩付给她任何钱。如果他付给了谁，那也不是她。她从头到尾都盯着自己的茶杯，你注意到，她总要等茶凉了才喝。

弗洛丽说，她跟平常一样上了班，十二点到五点，中午到的，跟往常一样，骑着她那辆蓝色自行车从农场的路上过来。

她说，在那之前，她整个上午都在农场捡鸡蛋。问哈罗德，哈罗德说他天一亮就去了最远的那片地，谁也没看见。弗洛丽对面包店的钱一无所知。她直直地盯着你的眼睛，就像一个牌手，有人告诉过她，老实人就是这么做的。

阿尔菲十二岁，他把这趟差事看得跟杯赛决赛一样认真。十点钟这一点他很肯定。面包店的钟和市场的钟都是这么指的，那个面包师——一个高个子、浑身是面粉、嗓门像轮船汽笛的女人——让他在出门前把钱数重复了两遍。

面包师站在她的门口证实了这件事，面粉一直沾到胳膊肘：九点五十五分，他攥着纸币出门，十点一刻回来，手里什么收据也没有，因为卖蛋的女人根本没开。

所以，你面前有两个姐妹、两个班次、一条蓝头巾和一沓不见了的纸币。如果规矩没被打破，十点钟在摊位上的女人就是伊迪。可多恩并没有看规矩。她在看那两姐妹。

“一条规矩说两个人从不换班的时候，”她说，“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她们到底换了没有。”

你想起钉子上那条蓝头巾，中午时从一个人头上传到另一个人头上，换成早上七点传过去也是一样容易，除了两姐妹，谁也不会知道。

然后她喝着茶，飞快地把清单交给你。

看一看每个人是怎么来、怎么走的。走路、公共汽车、自行车：每个人都总得用什么方式到达，而且通常会有人注意到。

看一看身体记得什么。一处烫伤、一瘸一拐、一场感冒、一片发麻的嘴唇：身体有它自己的一天的日记。

看一看这一个小时里你亲眼看到了什么，然后再去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任何事。

看一看那条规矩本身。钉在钉子上的规矩告诉你的是应该发生什么，而这并不总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你离开之前，又知道了两件事。

第一件来自皮姆。自从去年春天货运门那儿丢了一辆自行车，他就在车架旁边放了一块小黑板，每辆自行车什么时候进来，他都用粉笔记下时间。星期四那天，黑板上写着：“蓝色自行车，六点五十。”市场里只有一辆蓝色自行车，是弗洛丽的。

第二件来自芬恩太太，是在两姐妹走了以后。她说，星期四上午十点三刻，伊迪刚从牙医的椅子上下来就直接进了咖啡馆，芬恩太太差点没认出她。伊迪半张脸都麻了，只能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一个半钟头。”她喝不了茶；她就那么坐着，等茶凉了，又把它剩下了。整个上午，从咖啡馆门里进来的甘顿家的人，只有伊迪一个。

就停在这里。星期四上午十点，站在鸡蛋后面的人是谁？

第一：第一种解法，凭皮姆车架上的自行车

弗洛丽说她跟平常一样，中午骑着蓝色自行车来的。可是皮姆的黑板上说，蓝色自行车六点五十就进了货运门，而且皮姆总是在车轮一碰到他的车架时就记下时间，就像裁判在本子上记下一个进球。

没有别人骑那辆自行车；伊迪根本不会骑。一个为了十二点开始的班、却在六点五十就到了的女人，可不是在睡懒觉。弗洛丽从早上的钟声响起时就在市场里了。她不在咖啡馆里坐着；那天上午芬恩太太只看见了伊迪。她在一个戴蓝头巾的女人该在的地方：鸡蛋后面。

所以两姐妹换了班。是弗洛丽上的早班，十点从阿尔菲手里拿走面包店那笔钱的，也是弗洛丽。

第二：第二种解法，凭那杯放凉的茶

现在把自行车留在车架上，只想伊迪。她说她从七点到十二点一直站在摊位上，一刻也没离开。可十点三刻的时候，她却在咖啡馆里，被牙医弄得半张脸发麻，连茶都喝不了。

她是从那张椅子上直接过来的，照她自己含含糊糊的说法，她在上面坐了一个半钟头。从十点三刻往回数：大约从九点一刻起，伊迪就坐在牙医的椅子上了，正好横跨阿尔菲的十点钟。再看看你今天亲眼看到的：她到现在还要等茶凉了才喝，因为那颗牙还在疼。

所以十点钟，伊迪不在鸡蛋后面。有一个戴蓝头巾的人在那里，而戴那条头巾的，从来只有两个人。十点钟站在摊位上的女人，是弗洛丽。

两种解法，一种靠自行车，一种靠茶杯，在同一条蓝头巾上会合了。星期三，弗洛丽主动提出换班，好让伊迪去看牙。伊迪答应了，还请她别声张，因为哈罗德的那张卡片。弗洛丽却对另一件事也没有声张。

你把这些一摆出来，弗洛丽就认了，比一个手里一张好牌都没有的牌手认输还快。那些纸币在那辆蓝色自行车的鞍袋里，面包店扎钱的纸带都还没拆。伊迪撒谎只是为了保住饭碗，她的脸一直红到了发根，自己把一切都告诉了哈罗德。

哈罗德嘟嘟囔囔地抱怨了一个星期。谁也没指望他会有别的反应。然后，他把那张卡片从钉子上取下来，写了一张新的：“换班要告诉我。”弗洛丽离开了摊位。如今伊迪一整天都戴着那条蓝头巾，喝茶又能喝热的了。

记住：规矩告诉你的是本该发生什么，线索告诉你的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蛋摊对面的过道那边，书摊新贴了一张海报，上面是一张老照片，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耳朵后面夹着一支铅笔：一位有名的女小说家，如今八十岁了，将在四月的一个傍晚来签售她的书。伊迪一边给多恩包鸡蛋，一边对着海报摇了摇头。书商发誓说，这位作家已经十年没出过家门了，她为什么会答应到老市场的屋顶下来签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