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个客气的陌生人送回了拿错的外套

奥迪尔·芬恩太太咖啡馆里的挂衣杆，沿着门边的墙伸展开去：八个铁钩，一年年刷上去的漆把它们刷得乌黑，每个钩子底下都挂着一枚黄铜小圆片，上面压印着一到八的号码。那些圆片都被磨得光溜溜的。你把外套挂上六号钩时，不用看，大拇指就能摸到那个号码。

芬恩太太告诉你它们的来历。她在柜台后面的第一个冬天，两个年轻人把两件灰外套并排挂着，其中一个穿错了外套回了家，口袋里还有一枚戒指，是另一个人打算那天晚上送给心上人的。在窗户上贴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告示，才把两件外套换回来。

“婚礼照常办了，”她说，“我呢，就出门买了八个黄铜号码。”从那以后，每接一单，她都要问每位客人同一个问题：“哪个钩子，亲爱的？”然后把答案写在账单上。

第一：四号钩、五号钩和房租信封

埃兹拉·高尔特负责收市场的租金。每个星期五上午，他拿着账本挨个摊位地走，每个星期五中午，他把他的藏青色外套挂上四号钩，喝一碗芬恩太太的汤，然后把那个鼓鼓囊囊的棕色租金信封送到银行去。二十年了，同一个钩子。你都可以照着他来对皮姆的钟。

坐下之前，他总要拍两下里面的口袋，这习惯太老了，柜台边的常客们看见他拍，有时也会跟着拍拍自己的口袋。

三月里的这个星期五，十二点十分，一个穿藏青色外套的陌生人从雨里进来，芬恩太太问他时，他说“五号”，把外套挂在埃兹拉旁边的五号钩上，然后坐在窗边喝汤。十二点三十五分，他在柜台结账，芬恩太太说了一声“五号钩”，就转身进了厨房。

这中间，芬恩太太的洗碗小工西里尔·哈奇把五号钩上那件滴着水的外套取下来，挂到火炉的横杆上烘了十分钟，然后又挂了回去。挂回五号了，他说。他几乎可以肯定。他又赶紧补充说，每年冬天外套都会弄混，这不怪谁。挂衣杆上挤满了，火炉又烫，他另一只手里还端着六个杯子。

多恩一直都在咖啡馆里，隔着两张桌子，背对着挂衣杆，面前摆着一副袖珍国际象棋，正在跟自己下棋，还下输了。她什么也没看见。她说这话时还有点恼火。

陌生人穿着一件藏青色外套走了。十二点五十分，埃兹拉取下挂衣杆上剩下的唯一一件藏青色外套，走去银行。到了银行，他把手伸进里面的口袋，却没摸到信封。

他摸到的，是别人的证件。

一封写给阿德里安·弗利特先生的信，地址是河对岸的一家出租公寓。一张同名的图书馆借书证。一张电车票。埃兹拉冒着雨回来，脸色灰白。二十年的星期五，从没丢过一枚硬币。多恩合上了她的棋盘，你掏出了笔记本。

咖啡馆关门之前，多恩请埃兹拉、芬恩太太和西里尔对信封的事保密，对谁都别说，一个字也不说，连皮姆也不告诉。他们答应了。你看着芬恩太太把嘴唇抿紧，好像嘴里含着一根大头针。

第二：一个客气的男人送回了拿错的外套

第二天早上九点，那个陌生人走进了咖啡馆，胳膊上搭着一件藏青色外套，脸上挂着抱歉的微笑。他说他叫阿德里安·弗利特。他拿错了外套；两件外套像两颗国际象棋的兵一样，一模一样。他昨天晚上才发现。

“我把收租人的外套送回来了，”他说着，把外套放在柜台上，“恐怕里面没什么东西。本来该有什么吗？我能把我自己的那件拿回来吗？那件旧东西我穿了十个冬天了。”

埃兹拉把自己的外套翻过来，里面装的正是他说的那些平常装着的东西：一块手帕和一截铅笔头。没有任何写着他名字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跟他工作有关的东西。埃兹拉就喜欢这样。

外套两边的胳膊肘都磨得发亮，因为他在每个摊位都要把胳膊肘撑在账本上，一只袖口磨得发白起毛，那是在账页边上蹭出来的。二十年的租金都写进了这块布料里。今年是最后一年，以后再也没有租金可收了。

弗利特的外套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多恩把它摊开了。同样的藏青色布料，同样的纽扣，同样的长度。你凑近仔细看，就像你正在学着做的那样。袖口挺括。胳膊肘平平整整。外面的两个口袋还用几针松松的白线缝着。只有里面那个装证件的口袋被打开过。

第三：并排摆着的两件藏青色外套

弗利特坐着等，镇定得很，就像一个网球手发了一个自以为是爱司的球，正等着裁判宣布。多恩把你带到窗边，玻璃已经开始蒙上蒸汽了。

看一看磨损。胳膊肘、袖口和口袋边会告诉你一件外套被穿了多久，不管它的主人怎么说。

看一看口袋。里面有什么，少了什么，哪些口袋根本就没被打开过。

看一看一个陌生人知道什么。一个刚从雨里走进来的人，只知道别人告诉他的、或是他自己看见的事。

看一看证件，但要最后看，别先看。在任何口袋里，证件都是最容易被故意放进去的东西。

这是一场老实的误会，该怪西里尔的火炉横杆，信封是被别人拿走的，也许在街上，也许在银行？还是一个圈套？往下读之前，先做决定，再想清楚你是怎么知道的。

第四：第一种解法，凭口袋上的线脚

一件外套离开裁缝铺时，外面的口袋常常会用几针松松的线缝住，好让它们在店里挂着时平平整整。大多数人第一个星期就会把线剪掉，在第一个冷天想把手插进口袋的时候。

弗利特的外套上，那些线还在。袖口挺括，胳膊肘平整。把它和埃兹拉那件胳膊肘发亮、袖口起毛的外套并排一放，你就能看出二十个冬天会把藏青色的布料变成什么样子。那件外套没有穿过十个冬天。连一个冬天都没有。它是新买的，用的是和埃兹拉那件一样的布料、一样的款式，买它的人仔细研究过埃兹拉的外套。

而且只有里面那个口袋被打开过，就是装着证件、等着被人发现的那个。就算西里尔真把外套挂错了钩子，那也只能解释拿错了外套，解释不了那是一件新外套。一个不小心拿错外套的人，不会带着一件塞好了现成故事的新外套，就像一个牌手还没发牌，袖子里就已经藏好了一张王牌。

第五：第二种解法，凭一个他本不该知道的名头

先把线脚放到一边，再听他说一遍。“我把收租人的外套送回来了。”弗利特是这么说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埃兹拉的口袋里只有一块手帕和一支铅笔，没有任何写着他名字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跟他工作有关的东西。一个不小心拿错外套的陌生人，送回来的会是“这件外套”或者“另一位先生的外套”。只有一个盯过埃兹拉、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知道他星期五身上带着什么的人，才会把它叫作收租人的外套。

也没有人在夜里告诉过他。多恩要的保密守住了：窗户上没贴告示，皮姆没听到一个字，芬恩太太的嘴整个晚上都闭得紧紧的，这是你亲眼看见的。弗利特看过埃兹拉拍那个口袋。他大概已经盯了埃兹拉好几个星期，就像看台上的球探，只研究一个球员，别的谁也不看。

弗利特听着这两种解法，脸上还是那副和气的微笑，可那笑容已经变薄了，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看着裁判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慢慢朝他走过来时的笑容。

两种解法，一个答案：这次调包是计划好的。线脚说明，那件外套是为了这个花招买的；他自己的嘴说明，他知道自己拿的是谁的外套。

多恩派了一名巡警去信上写的那家出租公寓。那里谁也没听说过阿德里安·弗利特。桌边那个男人在午饭前说出了他的真名，赫克托·达根。那天下午，租金信封从他房间的一块地板底下被找了出来，纸已经被他的手摸得发软，可钱一分不少。

埃兹拉又回到了四号钩。芬恩太太把他的钩号写在他的账单上，就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一样。她说，黄铜号码的意义就在于此。

记住：恰好出现在会被人发现的地方的证件，是最先该怀疑的东西，而不是最后。

午饭后穿过长厅往回走时，你经过一个戴着鸭舌帽、提着黑色箱子的男人，他正往香料商的黄铜秤上压封印，香料商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多恩放慢了脚步，皱起了眉头。人人都知道计量检查员只在十月才来，那为什么三月里会有一个计量检查员在老市场给秤加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