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穿黄色油布雨衣的两兄弟各讲了一个故事

布雷德家的鱼摊是一道十英尺长的碎冰斜坡，鱼一条接一条，头尾相连地躺在上面，像拍球队合影时排好队的队员。摊位上方挂着一块黑石板。每天早上七点，价格用粉笔写上去；每天晚上，再用湿袖子一抹，擦得干干净净。

冰台后面有两个男人在干活。一样的个头，一样通红的手，一样的黄色油布雨衣，一样的笑声。休·布雷德和亚瑟·布雷德是一对双胞胎，这就是一月里你在回廊楼梯上碰见的那个鱼贩子的全部答案：亚瑟正爬上楼去送修他的手表，而休站在楼下称鳕鱼。

只要你在那儿站得够久，就会发现一个区别。写价格的时候，休会戴上一副老花镜来写粉笔字，写完摘下来，搁在秤上。亚瑟写字不用戴眼镜，站在大厅的另一头都能看清石板上的字。

“这个摊位他们的父亲守了四十年，”二月里一个灰蒙蒙的星期六，多恩说，“我一次都没见他笑过。这两个小子倒是整天笑。这是唯一能把他们跟他们父亲区分开的办法。”

那个星期六，笑声停了。

第一：两件黄色油布雨衣和一箱鳗鱼

那天早上五点，有人从鱼厅后面的一辆货车里搬走了一箱活鳗鱼。货车是吉迪恩·阿什比的，他在沼泽的水道里捕鳗鱼，只卖给厨师，从来不卖给摊位。他要把鳗鱼找回来，嗓门大得很。

他对着整个鱼厅嚷嚷，说他爷爷当年就在这个市场的正门边用一个木桶卖鳗鱼，在这个屋顶下，阿什比家的人从来没被偷过，直到今天。

七点半，在广场对面餐馆做厨师的达芙妮·科尔在布雷德家的摊位上买了一公斤鳗鱼。很便宜，用昨天的报纸包着，找回来的零钱都带着一股海水味。她挺高兴。后来九点钟，她在咖啡馆碰见了吉迪恩，听说了他那箱鳗鱼的事，她的高兴劲儿一下子就凉了。

“是布雷德家的一个卖给我的，”她说，“油布雨衣，通红的手，那副笑模样。别问我是哪一个。谁也分不出是哪一个。”

于是你去问那两兄弟。两个人说的一模一样。七点半的时候，他在奥迪尔·芬恩太太的咖啡馆里吃早饭，是他兄弟一个人守着摊位。两个人都说得很平静，又都一脸委屈，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会说出不一样的话。

芬恩太太能帮上一点忙。

那天早上只有一个布雷德进了咖啡馆，七点一刻进来的，一直待到七点五十。她说不出是哪一个。三十年来，她从来没分清过是哪一个。他坐在哪儿，她也说不上来；一到星期六，咖啡馆里挤满了蒸汽和胳膊肘，她倒茶全凭记忆。

“他拿着一份早报，”她说，“后来他把报纸推给我，让我给他念一念足球比赛的结果，说字变得太小了，他看不清。我就念给他听了。他支持的球队输了。”

休先讲，讲得很短。他吃了鸡蛋，看了报纸，他的球队输了，七点五十回到了摊位上。多恩问起他的眼镜，他耸耸肩。“只有写粉笔字才用，”他说，好像眼镜这种东西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接着是亚瑟，他讲得很长。他也吃了鸡蛋，也看了报纸，也看到了让人难过的球赛结果。他说，他坐在靠窗的桌子边，要了一壶茶，看着外面人来人往。说来也巧，七点半的时候他正好看见你和多恩穿过广场，你竖着领子，多恩把手插在口袋里。

你们七点半确实穿过了广场。你记得很清楚。你也记得经过时咖啡馆的样子：窗户从上到下被蒸汽糊得一片白，厚得连里面的灯都看不见，只有一团柔和的黄光。芬恩太太说，窗户一直到九点都是那个样子。她还说，谁也没擦过；要是有人擦，她可是要说两句的。

亚瑟指着秤。休的眼镜这会儿就搁在上面，旁边是粉笔。“你们看，”亚瑟说，“休的眼镜。休在摊位上。”

休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一句话也不说，这对一个布雷德来说，已经响得很了。吉迪恩一直在冰台尽头听着，他说他才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有人赔钱就行。

多恩带着你走开几步，绕过冰台，低声把她的清单交给你。

看一看每个人要靠什么去看。眼睛、眼镜、光线：一个故事得跟讲故事的人的身体对得上。

看一看每个人说自己看见了什么。然后走过去，站到他站过的地方，看看那东西到底能不能看见。

看一看随手放着的东西。一样东西就算放在了对的地方，也可能讲出错的故事，如果你不问它是什么时候被放在那儿的。

看一看一个故事是怎么打扮的。真话往往很短，还有点乏味；假话却总爱穿着最好的衣服登场。

看一看不在场证明背后的那个证人。芬恩太太分不清这对双胞胎，可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其中一个做了什么。

两个说法，几乎一字不差，双胞胎的说法就是这样。两兄弟并排站着，就像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球衣的守门员，看你敢不敢挑。那就挑吧，往下读之前先挑。是哪一个卖了那些鳗鱼？

第二：第一种解法，凭足球比赛的结果

从咖啡馆说起。柜台边的那个布雷德看不清报纸上的小字，请芬恩太太替他念。一个需要老花镜、却又没把眼镜带在身上的人，就会这么做。

不管休怎么说只有写粉笔字才用，他就是需要老花镜；一个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人，恰恰就是那种宁可让人把球赛结果念给他听、也不愿说出原因的人。

你亲眼看见他戴上眼镜写石板，又摘下来，搁在秤上。亚瑟不需要眼镜；他站在大厅另一头都能看清那块石板。一个有亚瑟那样眼睛的人，是不会把报纸推过柜台的。

至于秤上休的那副眼镜，亚瑟把它举出来当作指证兄弟的证据，可它证明的恰恰相反。眼镜之所以在秤上，是因为休七点写价格时把它留在了那儿。正因为如此，七点一刻的时候，他才看不清足球比赛的结果。

所以，咖啡馆里的那个布雷德是休。七点半在摊位上把便宜鳗鱼卖给达芙妮·科尔的那个布雷德，是亚瑟。

第三：第二种解法，凭蒙着蒸汽的窗户

现在先不管眼睛，来看亚瑟自己的说法。他说，七点半时，他从靠窗的桌子边看见你和多恩穿过了广场。

在记忆里回到那个时候，站到他说他坐着的地方。七点半，咖啡馆的窗户从上到下一片白；你自己从窗前走过，连里面的灯都看不清。窗户一直白到九点，谁也没在上面擦出一个窟窿。咖啡馆里没有任何人能看见有人穿过广场。

所以亚瑟不在那张桌子边。那他是从哪儿看见你们的？从鱼厅敞开的正面，摊位正对着广场的那个地方。他确实看见你们了。他是从冰台后面看见的。

再留意一下他是怎么讲的。休的说法很短，还有点闷闷不乐。亚瑟的说法里却有你的领子和多恩的口袋，正是撒谎的人为了让你点头才添上去的那种鲜亮细节，就像一个在两分之间话太多的网球选手。

两种解法，两种不同的线索，一个答案。亚瑟在摊位上。是亚瑟卖了那些鳗鱼。

六点钟，他在大厅后面的小巷里，用一把硬币从一个男人手里买下了那箱鳗鱼，还告诉自己别多问。这个冬天摊位生意清淡，一想到这是市场的最后一年，他就有点不管不顾了。他说，便宜货就是便宜货。这一次可不是。

他的兄弟眯着眼对着一份看不清的报纸，不知不觉就替他打了掩护。而亚瑟，就像一个怪靶子不好的飞镖手，想把这一镖的失手推到休的身上。

吉迪恩拿回了那箱鳗鱼剩下的部分。亚瑟把钱还给了达芙妮，也赔了吉迪恩。整整一个星期，双胞胎在冰台两边一声不吭地干活，把铲子递过来递过去，一句话也不说。芬恩太太说，自从他们父亲退休以后，鱼厅还从来没这么安静过。

记住：当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时，别再看他们的脸，去问每个人到底能看见什么。

那天傍晚，你走回来经过花厅时，注意到门口有个披着绿色长披肩的女人，正在收买玫瑰的钱，一边往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多恩一下子站住了。卖花人自己明明手腕打着石膏待在家里，为什么卖花人那条出了名的绿披肩，却在花厅门口接订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