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钟表匠的侄子用错了手掷飞镖

钟表回廊沿着长厅的顶上延伸，就像老剧院里的楼座。它的铁栏杆被一百年来倚靠过的手肘磨成了银白色。栏杆后面，楼梯前的最后一间铺子里，一面墙上挂着四十座钟，每一座都在嘀嗒作响。

它们并不是一齐嘀嗒的。落地钟、厨房挂钟、一座雕花的布谷鸟钟、一座表盘裂了的火车站钟：每一座都守着自己的小节拍。整点一到，它们就一座接一座地敲响，像一支球队沿着一条线依次传球，直到最后一声细小的钟鸣整整晚了半分钟才落下。

你在黎明时看见的那盏灯，就属于这间铺子。那个年轻人也是。到了十点，你就有了答案，是奥迪尔·芬恩太太告诉你的，而她是从所有人那里听来的。大家都说，他叫道格拉斯·黑尔，是老钟表匠安布罗斯·黑尔的侄子。他叔叔去医院治眼睛了，这段时间由他来看店。

“安布罗斯给他写了信，”芬恩太太一边给你倒茶一边说，“那孩子上次来这儿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才十岁，浑身都是膝盖和雀斑。现在你瞧瞧他，早上六点就起来给每座钟上发条，客气得像个主教。”

第一：一个十五年没人见过的侄子

安布罗斯要离开三个星期，之后还要去海边的姐姐家休养眼睛。他姐姐家没有电话。他走后，市场里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他的声音。

这段时间里，侄子一直很忙。手表一整天都被人送上回廊的楼梯，每一块他都收下来修。他还要求先付钱。他解释说，这是他叔叔的新规矩，非常抱歉，世道就是这样。

四十年来，安布罗斯一直在门边放着一块石板。他用粉笔在上面写下每块表哪天能修好，而且只有等你把修好的表贴在耳边、听见它嘀嗒走起来，他才收你的钱。半个市场的人都在那块石板前站过。谁也不记得它以前被擦得干干净净过。

多恩抿着茶，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她只说了一句。“四十年来，活儿没干完之前，安布罗斯从来没收过一分钱。”

第二：咖啡馆墙上的飞镖队

咖啡馆的飞镖靶上方挂着一个相框，边缘已经发黄了。照片上是老市场飞镖队赢得奖杯的那一天，十五年前的夏天，大家就在这扇门外站成一排。安布罗斯站在正中间，肩上骑着一个小男孩。

男孩左手高高举着一支飞镖，像举着一座奖杯。他吐着舌头。哪怕照片已经褪了色，他的雀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道格拉斯，”芬恩太太说，“用左手扔的，决赛把皮姆打败了，还剩三支镖没用。皮姆到现在都没原谅他。”

皮姆正在柜台边喝汤，他没有否认。他反倒笑了起来，又告诉你另一件事。每个夏天的傍晚，都是那个男孩敲收市的钟。他个子太矮，够不着绳子，皮姆就揪着他短裤的腰带把他提起来，男孩就那么吊在半空，用两只手使劲拉。

“我带过的最好的敲钟手，”皮姆说，“一下都没漏过。安布罗斯那时候总站在铁柱旁边，大声数着下数。”

第三：匆匆写下的修理单

那天下午，你跟在阿格尼丝·德赫斯特后面爬上回廊的楼梯，她手里捧着祖父留下的银怀表，用手帕包着。她想把它洗一洗已经想了好多年。她说，既然市场要关门了，她就要在这里、在安布罗斯的铺子里把它弄好，不然就干脆不弄了。

侄子很讨人喜欢。他打开怀表，称赞了一番，说出了它的制造商，然后用右手写了一张修理单，又快又整齐。他收下阿格尼丝的钱，放进一个抽屉，又把表放进另一个抽屉。然后他朝你笑笑，聊了起来。

他知道那座火车站钟是从旧货运站来的，知道那座布谷鸟钟自从地窖发大水以后就再也没叫过，还知道他叔叔喝茶放三块糖，却假装只放两块。

“你认识我叔叔吧，警长？了不起的老人家。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在这上面过。不过他从来不让我靠近市场的那口钟。他说我要是碰了皮姆的绳子，皮姆会揪我耳朵的。”

多恩站在你身后，读着那些表盘，就像在读一本书。下楼的路上，她把她的清单交给了你。

看一看手。人可以换发型、换嗓音、换名字，可生来惯用哪只手，就一直是哪只手。

看一看那些老故事。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人，身上都带着那个地方的回忆，而那些回忆不是一个星期就能学会的。

看一看钱。老实的替班人守着老规矩；心急的替班人会定出先把现金收进来的新规矩。

看一看谁能站出来说话。一个眼睛缠着绷带、身边又没有电话的人，是没法说出“那不是我侄子”的。

六点钟收市以后，那个年轻人下楼到咖啡馆吃晚饭。芬恩太太递给他三支飞镖，说是为了怀念旧时光。他咧嘴一笑，站到线后，三支镖全用右手扔了出去。其中两支扎在了墙上。芬恩太太笑着说他手生了。柜台边的皮姆放下了勺子，一点也没笑。

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钟表回廊里的那个年轻人，是安布罗斯·黑尔的侄子吗？

第四：第一种解法，凭握飞镖的那只手

照片就是你的证人。十岁的道格拉斯·黑尔用左手握着飞镖，用它打败了市场里最好的选手。孩子们有时会被逼着改用老师更喜欢的那只手写字，可没有人会逼一个男孩用错的那只手去赢一场飞镖决赛。

铺子里的年轻人用右手写字。光凭这一点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在咖啡馆里，他是用右手扔的，而且扔得很糟，不像一个曾经用左臂赢过奖杯、只是手生了的人。一个惯用左手的人改用右手去扔，看起来也同样笨拙，但他一开始就不会选右手。

相比之下，过了十五年，脸就是很差劲的证人了。雀斑会变淡，膝盖不再瘦骨嶙峋，男孩圆圆的脸颊会长成男人的脸。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偏偏挑中了这间铺子、这个侄子和这个冬天，唯一能分辨真假的人正躺在昏暗的病房里，眼睛被蒙着。

所以，那只手说了“不”。楼上那个人，不是照片里的男孩。

第五：第二种解法，凭皮姆的钟绳

现在把照片收起来，听一听。皮姆记得，侄子每个夏天傍晚都敲收市的钟，被人揪着腰带提起来，安布罗斯就在铁柱旁边数着下数。

那个年轻人却说，他叔叔从来不让他靠近那口钟。十五年可以让一张脸变得模糊。可它不会把一个男孩夏天里最骄傲的回忆整个颠倒过来。

真正的侄子也许会忘了汤的名字；可他不会忘了吊在那根绳子上的感觉，整个长厅的人都抬头看着他，叔叔的声音在下面数着数。当年轻人的话被转述给皮姆听时，皮姆的脸上写着的，也正是同一个答案。

那个年轻人对这间铺子知道得很多。有人给他讲过故事。可是转手听来的故事，就像在电话里听别人描述一场网球赛：比分你知道了，球到底是怎么弹起来的，你却错过了。

两条路，一个答案。飞镖照片和钟绳说的是同一件事：给安布罗斯的钟上发条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人。

第六：每一块表都回到了主人手里

年轻人把安布罗斯那封信的信封留在了柜台上，上面写着一家出租公寓的地址。多恩往那里打了电话。房东太太很爽快。她说，道格拉斯·黑尔出海了，要到三月才回来。跟他合住一个房间的朋友巴纳比·克罗夫特，一个星期前搬走时，把道格拉斯的信件也一起带走了。

巴纳比·克罗夫特没争辩多久。他看着多恩，就像一个棋手看着棋盘，刚刚才发现——发现得太晚了——远远的角落里，一枚象正悄悄等着他。

在一个个漫长的夜晚，道格拉斯把市场的一切都讲给他听了：铺子、钟、咖啡馆、奖杯；唯独没讲过那口钟。楼上的抽屉里放着十一块表，还有预收的每一枚硬币，整整齐齐地装在一个袋子里，准备赶星期六的火车。

阿格尼丝当天晚上就拿回了祖父的怀表。安布罗斯听说以后，笑得绷带都滑了下来，还捎话过来说，等他真正的侄子坐的船一回港，就可以去敲皮姆的钟了。

你沿着回廊的楼梯往下走时，迎面碰上一个穿黄色油布雨衣的鱼贩子正往上爬，身上带着冰的气味，还朝你点了点头。走到楼梯底下，你朝鱼厅望过去，又看见了他，站在他的冰台后面，穿着同样的黄色油布雨衣，正在称一条鳕鱼。可是，刚刚在你身后爬楼梯的那个鱼贩子，怎么可能在同一时刻站在鱼厅里自己的摊位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