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前的钟声

上任第一天的早晨，你赶到老市场时，天还黑着，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冷。广场上空无一人。寒霜把鹅卵石染成了灰白色，巨大的铁屋顶在你头顶拱起，像一艘倒扣过来的船的肋骨。

正门旁边有一扇小门开着，灯光从里面漏出来。你理了理领子，摸了摸笔记本，又确认那枚新警徽还在口袋里，然后迈了进去。

“你就是那位警长吧。”

声音从两个拉下卷帘的摊位之间的暗处传来。一个女人走上前，两只手各端着一杯纸杯装的热茶。你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把其中一杯递给了你。她就是埃莱娜·多恩督察，她已经在这儿等你了。

“趁热喝，”她说，“手冷的人脑子转不动。走吧。离皮姆敲钟还有二十分钟，要看的东西可多着呢。”

你跟着她走进长厅。脚步声在石板地上回响。两边的摊位都盖着帆布，在帆布底下沉睡，那些帆布鼓出各种形状：奶酪柜台的圆包，面包架的尖角，花桶高高支起的尖顶，正等着今天的鲜花。头顶高处的横梁上，不知哪里有只鸽子挪了挪身子。

多恩走得快，说得更快。她指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看，就像足球场上的队员传球，她知道队友一定会在那儿。

“左边是鱼厅。进去穿你最旧的鞋。往前直走是花厅，市场里发生的一切，卖花的人都会告诉你，而且通常是在事情发生之前。钟表回廊在那段楼梯上面。别靠栏杆，你出生之前它就松了。街角那家咖啡馆是奥迪尔·芬恩太太的，她泡的茶是全城最好的，你上班第一个星期她不会让你付钱，所以别费劲了。”

你想把这些全记下来。天太冷，笔都写得慢吞吞的。

长厅尽头，多恩停下了。你面前是一整面墙的小木抽屉，成百上千个，每个都钉着一个黄铜号码。有些号码几乎被磨平了。

“这是老摊位登记柜，”她说，“这个市场里出现过的每一个摊位都有一个抽屉。每个摊位的每一任摊主都留下了一张卡片。名字、日期，有时还有一张照片。一千张面孔，差不多吧。”她用戴手套的手指敲了敲一个抽屉。“其中一半的人，在这样那样的时候，都假装过自己是别人。”

你看着她，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在笑，但不是开玩笑。

“市场是个奇怪的地方，警长。人人都在被人看，却没有人真正在看。人们来这儿买东西、卖东西、见面、躲藏。摊位后面站着个陌生人，那不过是摊主的表亲。人群里的一张脸，也不过是一张脸。所以那些花招才会得逞。双胞胎互换位置。替班的人顶上一天。一件外套换了主人，一个名字也跟着换了主人。我们的工作就是去看，真正地看，在别人都只是瞧一眼的时候。”

你身后有扇门吱呀一响。一个穿着棕色长外套的老人提着一盏提灯，慢慢穿过大厅走来。他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他朝多恩点点头，又把提灯举向你，就像在验一枚硬币是不是假的。

“这是皮姆，”多恩说，“四十一年来，市场的钟每天早晨都是他敲的。”

“三月就满四十二年了。”皮姆说。

“三月就满四十二年了。”

皮姆又打量了你一会儿。然后他走到大厅中央那根铁柱旁，一根绳子从屋顶下的黑暗里垂下来。他一只手搭在绳子上等着，抬头望着挂在长厅中央那根大梁上的大时钟。

多恩压低了声音。“敲钟之前，你还得知道一件事。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市里把这栋楼卖了。十二月的最后一夜，这些门就永远关上，到了春天，他们就开始拆。”她顺着长厅望过去，望着沉睡的摊位，望着高处玻璃上的霜花。“所以，你和我，要让这个地方再干干净净地撑一年。十二个月。每一个花招，每一个借来的名字，每一张假面孔。说定了？”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答应的是什么。可你还是说了好。

时钟的长针走到了整点。皮姆拉动了绳子。在你头顶很高的地方，钟声应了，一声低沉，又是一声，声音沿着大厅滚过去，像一只保龄球滚过长长的球道。四周的帆布仿佛被钟声叫醒了，一块接一块掀了起来。一扇卷帘哗啦啦地拉上去。有人在笑。有人喊着要零钱。热面包的香味不知从哪儿飘了过来。

老市场睁开了眼睛，迎来它生命中最后一个一月。

而在正门口，卖烤栗子的人总站的那个地方，一个你从没见过的男人正在点炭炉。

序章　今天烤栗子的是个陌生人

半小时前，大厅里还是一片漆黑。你跟在埃莱娜·多恩身后，走过一个个盖着帆布的摊位，她递给你的那杯纸杯热茶暖着你的手指，她告诉你，今年是老市场的最后一年。接着皮姆拉动了铁柱上的绳子，钟声把一切都叫醒了。

那一刻你还记住了一件事。钟声响起时，透过敞开的正门，你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男人弯腰站在烤栗子的炭炉前，手里拿着一根点着的火柴。

现在灯都亮了。玻璃屋顶从墨黑变成了灰白，鱼厅里飘着冰块和盐的气味，街角的咖啡馆已经把窗户蒸成了一片白。多恩的早班巡视总在同一个地方结束。正门口。

“三十个冬天，”她说，“格斯·哈罗在这道门口烤了三十个冬天的栗子。从格斯手里买一袋栗子，就是市场说早上好的方式。我小时候，他会把裂开的栗子白送给十岁以下的孩子。”

可是没有格斯。铁炭炉后面站着一个年轻人，戴着一顶平顶帽，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围巾一端补了一块鲜亮的橙色补丁。他用一把小铲子翻着栗子，那小心的样子，好像栗子会咬他似的。

“我叫克莱姆·巴斯托，”他说，“格斯是我爷爷。他胸口不好，就让我来了。”按大门上的时钟，七点零五分，他递给你一袋栗子。栗子上划着整齐的十字，已经裂开了口，烤得焦黄，烫得几乎拿不住。

多恩慢慢吃了一颗。然后克莱姆压低了声音。平时放在推车底下抽屉里的那个绿色铁皮钱箱，装着整整一个星期的营业款，不见了。格斯每个星期五把它送去银行。今天是星期四。

第一：推车在钟响之前就出了门房

皮姆手里还提着提灯就走到了大门口，他的话随着一团团白气断断续续地冒出来。他的手掌被绳子勒得通红；每天早晨敲那口钟，他敲的年头比大多数摊主的岁数都长。烤栗子的推车每天夜里都停在大门边的门房里。皮姆把推车的钥匙挂在他那扇小窗口里面的钩子上。

“格斯六点十分来拿钥匙，”他说，“帽子压得低低的，围巾拉到鼻子上，咳得像一辆轮子松了的推车。他抬了抬手，我就把钥匙给他了。我窗口上方的灯开着。他那块橙色补丁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话了吗？”多恩问。皮姆摇摇头。“光顾着咳嗽了。后来我去给提灯添油，在大厅里一直转到敲钟，你们两个就在黑地里东看西看。”

克莱姆说的可不一样。他是七点来的，正赶上开门的钟声。推车已经被推到了大门口，挂锁开着，炭火冰凉，抽屉空空。于是他划了根火柴，自己把炭生起来，开始干活，因为要是大门口冷冷清清，格斯是永远不会原谅的。钟响的时候，你亲眼看见他在生火，他提醒你。

埃德温·费尔利在同一道门口卖报纸，从五点半就在了。他也咳嗽。他也围着一条灰围巾，素色的羊毛，没有补丁。他毫不掩饰自己有多讨厌格斯的烟飘到他的报纸头条上，也毫不掩饰自己有多讨厌格斯。

“格斯六点一刻把推车推出来的，”埃德温说，“我跟他说早上好，他没理我。我绕过拐角去货车那儿拿第二捆报纸的时候，他正弯着腰在翻他的抽屉。我每天都是六点二十去拿。”

“我在货车里理报纸，那儿不吹风。我七点回来，推车边上站的就是那个小伙子，不是格斯了。他爷爷上哪儿去了，你们问那小子，别问我。”

埃德温说话的时候，你抬起了头。大门上方高处，钟表回廊的窗户里亮着一盏灯，一个年轻人正沿着一整面墙的钟走过去，把表盘一个个打开，上着发条。

这时，奥迪尔·芬恩太太从咖啡馆匆匆赶过来，肩上还搭着一条擦碗布。她说，格斯的女儿五点半打来了电话。咖啡馆的电话是大门附近唯一的一部，芬恩太太替大门口的人接电话，接的年头比克莱姆活的岁数还长。

“格斯胸口不舒服躺在床上，中午之前起不来，”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昨天晚上他把帽子和围巾给了克莱姆，好让客人认得出这辆推车。”

“他还说，告诉他们，炭火得烧四十分钟。克莱姆一定要六点半生火，跟格斯平时一样，不然到了敲钟的时候就没东西可卖了。”

谁知道钱箱放在哪儿？埃德温耸耸肩说，凡是看过格斯星期五在推车盖上数硬币的人都知道。埃德温看了二十年。克莱姆也看过，从他小得能坐在推车上的时候就看过。

第二：正门口的两条灰围巾

多恩绕着推车走了一圈，就像一个棋手在脑子里绕着棋盘走一圈，还一颗棋子都没碰。她一点也不急。

“这些是我们要看的，”她轻声说，只让你一个人听见。

看一看炭火。火有自己的时钟，什么时候点着的，它从不撒谎。

看一看衣服。在黑暗里，一顶帽子加一条围巾就能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所以要问清楚，每样东西昨晚是在哪儿过的夜。

看一看每个人的说法，拿大门上的时钟去对。六点十分、六点一刻、六点二十、七点，各发生了什么，是谁说的？

看一看谁知道东西放在哪儿。一个直奔抽屉的小偷，要么有人告诉过他那个抽屉，要么他看过那个抽屉被打开。

看一看每个证人实际上能看见什么。一个提着灯在大厅里转悠的人，或是一个在拐角那边的货车里理报纸的人，根本看不见大门口的任何事。

现在炭炉边站着三个人：拿铲子的克莱姆，拿报纸的埃德温，拿钥匙的皮姆。每个人都对你说了真话，或者说了穿着真话衣服的东西。往下读之前，先想好：六点十分把推车推出来的，到底是谁？

第三：第一种解法，凭炭火的热度

从你手里那袋栗子说起。七点零五分，你拿到的栗子已经划好了口、裂开了、从里到外都烤透了。芬恩太太已经用格斯自己的话告诉过你：炭火得烧四十分钟，才能有东西卖。

所以大约六点二十五，火就已经烧起来了。可是七点钟敲钟时，你却看见克莱姆拿着火柴弯腰对着炭炉。要是他真的那时候才从冷炭开始生火，到了七点零五分，他守着的应该是一盘生栗子和一炉刚刚开始发红的火。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你在钟响时看到的是一场表演：一根火柴举在早就烧热的炭上，偏偏挑在整个大门口都在看的那一刻划着。没有人会在一月的黑暗里生好炭炉，然后就溜达着走开。生火的人一直守在旁边，而那一段时间谁也没看见：皮姆在大厅里转，埃德温在拐角的货车里。

克莱姆七点以前很久就到了大门口，他却说没到，是想让人以为一个戴着格斯帽子的更早的来客已经带着钱箱来了又走了。克莱姆想当那个后来才到的老实孙子。就像一个接力赛跑者发誓自己从没碰过接力棒，他却忘了，秒表还在他自己手里走着。

第四：第二种解法，凭那块橙色补丁

现在把炭火忘掉，跟着围巾走。六点十分，皮姆在他窗口的灯下看见了那块橙色补丁。大门口只有一条这样的围巾。埃德温的围巾是素的；你整个早上都站在离它一码远的地方。

芬恩太太带来的口信告诉你，那条补过的围巾昨晚在哪儿过的夜：格斯昨晚把它给了克莱姆，而格斯本人要在床上躺到中午。所以六点十分，那条围巾围在克莱姆的脖子上，或者围在克莱姆借给的某个人脖子上，而克莱姆一个人的名字也没说出来。

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热的，一条是毛线的，最后在同一个年轻人身上会合。埃德温，连同他的咳嗽和他的灰围巾，不过是个诱饵，就像后卫的一次假跑位，把你引到了球场错误的那一边。

多恩让克莱姆把推车底下的炭箱倒出来。他盯着她看了很久，就像一个知道最后一墩已经输掉的牌手。在满是黑灰的木炭底下，躺着那个绿色铁皮箱，硬币一枚不少。

克莱姆欠了一些朋友的钱，那些人可算不上朋友。他以为戴着爷爷的帽子干上一个早上，就能把账一笔勾销。

中午，多恩亲自把钱箱送到了格斯家。格斯咳着嗽，嘟嘟囔囔，可对着这个从小坐在他推车上的孩子，他的气撑不过一分钟。格斯让孙子继续守着推车，围巾嘛，还是自己留着。

记住：伪装能在黑暗里换掉一张脸，却换不掉炭火、钟声和大门上的时钟一起看见的东西。

你往里走的时候，口袋里的栗子还暖着，你又抬头看了一眼钟表回廊。那盏灯还亮着。天刚亮就在那面墙前给每一座钟上发条的年轻人，到底是谁？那家铺子的老钟表匠，可是从来不在十点之前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