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司库在同一分钟里喝着咖啡又拿走了账簿

楼上市场办公室里的那只橡木柜，比在那儿上班的任何一个人都老。它立在雕着狮子脚的柜脚上，黄铜锁有一块怀表那么大，柜子唯一的那个深抽屉总是卡住，除非你先把它往上抬一指宽再拉。

柜子里的架子上，灰尘中留着一块干干净净的长方形，那本大账簿在那儿躺了六十年。

房间对面是交租窗口，一个带着小铜铃的小窗口；从广场上那些梧桐树种下之前起，市场里的每个摊主每逢交租日都在那儿排队。皮姆还是年轻搬运工的时候就在那儿排过队。奥迪尔·芬恩太太的母亲也排过，咖啡馆的租金就包在一块手帕里。

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在同一分钟出现在两个地方？他不能。三点十分的那两顶灰帽子，一顶底下是司库，另一顶底下是顶着他的脸的某个人。你带着上楼的问题是：哪个是哪个。

第一：三点十分的两顶灰帽子

那本大账簿记着老市场六十年来交过的每一笔租金。今年冬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因为下星期审计员要根据它，一行一行地算出每个摊主的结业款。

办公室文员万达·索雷尔说得明明白白。办公室的钟三点十分，司库赛拉斯·厄普顿戴着他的灰帽子进来了。他从怀表链上取下钥匙，打开柜子，把抽屉一抬一拉，取出账簿，说了句“给审计员的”，就从后楼梯下去了。

“他很匆忙，”万达说，“没摘帽子，没说下午好，几乎都没看我一眼。可审计员要来，他这一整个月都匆匆忙忙的。我也就没多想。”

咖啡馆的钟三点十分，你和埃莱娜·多恩督察亲眼看着戴灰帽子的赛拉斯·厄普顿在楼下柜台买了一杯咖啡。皮姆每天早上都照着钟声把两只钟对好，三十年来它们从没差过一分钟。

你清清楚楚记得柜台前的那个人，因为他有意让你记住。他半侧着身子站着，却两次朝你们这桌看过来，还有一次向多恩抬了抬灰帽子，就像足球运动员朝摄像机所在的看台挥手。

第二：只有一种开法的柜子

多恩跪在柜子旁边，你举着灯。锁上没有划痕，一道都没有。抽屉周围的木头也毫无痕迹。打开它的人用的是钥匙，而且知道这个抽屉的窍门。

“钥匙只有一把，”万达说，“厄普顿先生的，挂在他的怀表链上。至于那个抽屉嘛，我知道要抬一下，他也知道。别人一使劲拽，它就卡得死死的，就像守门员的手套碰上湿球。去年春天审计员试过。花了十分钟，还动用了一把螺丝刀。”

第三：芬恩太太在柜台边听见了什么

楼下，芬恩太太还在擦他喝过的那只杯子。“他今天不对劲，”她说，“他拿一张纸币付了钱，零钱都没拿就走了。三十年来，赛拉斯·厄普顿在我柜台前每次都把零钱数两遍，每一枚硬币都数，仔细得就像棋手下完一盘长棋后清点棋子。”

她把杯子放下。“还管我叫夫人。夫人！三十年来他一直叫我奥迪尔。”

她还记得这位司库当年还是个年轻文员的时候，在市场关门的安静的星期天下午下楼来，把他的租金单摊在她角落的桌子上，用一支小银铅笔把每一栏都加两遍，咖啡在旁边放凉了，他开心得像个玩拼图的男孩。

第四：司库带着一套说法回来了

三点四十，赛拉斯·厄普顿走进办公室，看见空了的架子，脸先是白了，接着又红了。“账簿？我碰都没碰过。三点十分我在咖啡馆。督察本人都看见我了。”

他说，一定是有人装扮成他，骗了可怜的万达。多恩不动声色地问，钥匙有没有离开过他的表链。他差点笑出声来。“三十年都没有。一分钟都没有。我睡觉都戴着。随便问谁。”

万达点了点头。整个市场都知道这件事。多恩又问，喝完咖啡以后他去了哪儿？他说，绕着花厅走了一圈，透透气。在那儿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话。

他提起表链给你看。钥匙就挂在上面，又沉又旧，旁边是一支小银铅笔。他看上去很有把握，像一个刚刚摊出自以为必胜的一手牌的牌手。

第五：多恩写在菜单背面的清单

多恩从咖啡馆借来一张菜单，翻过来用铅笔在背面写了几行，然后递给你。这是她这一整年给你的最短的一张清单。

看一看只有本人才有的东西。脸可以仿，帽子可以买，可链子上的钥匙，主人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看一看只有本人才知道的事。每只旧柜子、每扇门、每个抽屉，都有它自己的小窍门。

看一看只有本人才会不假思索去做的事。三十年的习惯，比一件外套难仿得多。

看一看谁想被人看见，想被谁看见。不在场证明，亲手递到警察手里时才最值钱。

第六：第一种解法，凭怀表链上的钥匙

就照司库自己的话来。钥匙三十年没离开过他的表链，一分钟都没有；这是他说的，整个市场也都这么说。

柜子是用钥匙打开的，一道划痕都没有，开柜子的人是从一条怀表链上把钥匙取下来的。抽屉是恰到好处地一抬，这个窍门只有厄普顿和万达知道，两个审计员拿着螺丝刀都没对付得了。

办公室里的冒名者要是有，就需要那把钥匙，而照厄普顿自己得意的说法，任何别人连一分钟都不可能拿到它。

所以楼上那个人，有厄普顿表链上厄普顿的钥匙，手上有厄普顿的窍门。他自己的夸口，把他的冒名者故事关在了门外，就像他给自己布下的一步将杀。办公室里的人就是赛拉斯·厄普顿。

第七：第二种解法，凭他忘了的那个名字

现在从楼下说起。一个三十年来都管咖啡馆老板娘叫奥迪尔的人，不会突然叫她夫人。一个每枚硬币都数两遍的司库，不会丢下零钱就走。柜台前那个人戴了那顶帽子，却没有那些习惯，所以他不是厄普顿。

那么，要是厄普顿不在柜台前，三点十分他在哪儿？在楼上，打开他自己的柜子；与此同时，一个替身在离督察一臂远的地方喝着咖啡，还抬了抬帽子，确保她看见了。

咖啡馆里那个人从来就不是来骗万达的。他是来骗你的。两条路，一个答案，而答案就是那个说自己被偷了的人。

剩下的事很快就清楚了。你跑下后楼梯，十八级陡峭的台阶，到了底下的包裹室，摊主们在那儿寄包裹、取包裹。包裹室的职员记得，司库三点一刻交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搭四点的货车”。

在待发的邮袋里，你找到了它：牛皮纸包着，麻绳捆着，寄给厄普顿的姐姐。里面就是那本大账簿，最后几页上是三年的租金，那些钱从没进过市场的银行。下星期，审计员一行一行地核下去，就会发现这个窟窿。

万达像抱婴儿一样用两条胳膊把账簿抱回楼上，把它放回灰尘里那块干干净净的长方形上。

找到那个替身的是芬恩太太。五点钟，她在蒙着水汽的窗户上擦出一块亮处，看见广场对面的电车站有一顶灰帽子在等车。那是怀亚特·伦肖，厄普顿的姐夫，同样窄窄的肩膀，帽子是同一天早上买的。他没闹，乖乖跟你回来了，几乎像是松了口气，好像他整个下午都在等有人来问他。

原来，厄普顿的计划是让账簿丢上两个星期，再在哪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把它找出来，最后三年的那几页已经不见了，还有个冒名者可以背黑锅，而督察本人会发誓说他当时正在楼下喝咖啡。多恩承认这是一步漂亮的开局。只不过它撞上了他永远挪不动的那一枚棋子：他自己的怀表链。

那天晚上，交租窗口的小铜铃又响了一次，因为皮姆路过时忍不住按了一下。每个摊主的结业款，都将根据一本重新完整了的账簿来算。

待取包裹的架子上，还有一个包裹引起了你的注意。它是戏服租赁店寄来的，里面是一套带白胡子的红色冬季戏服，寄往长厅的玩具摊。可是玩具摊自己的戏服上星期已经送到了，而玩具摊从来只需要一套。是谁订了第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