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最后的温赖特苹果来自隔壁第二家

苹果箱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直到你仔细去看它。每一面六根浅色松木板条，两个把手孔挖得像两张笑脸，四角钉着方头老铁钉，锈迹在木头上洇出一圈棕色。两头印着黑色的模板字，边缘已经晕开了：T.温赖特，上果园。

藏抽奖钱盒的就是这些箱子，箱子上的字直接把你引向了你要找的答案。箱子里是谁的苹果？不是托拜厄斯·温赖特的。箱子是他的。苹果，还有顶着他的名字卖苹果的那个年轻人，都另有来路。

第一：角落的摊位漆上了一块新招牌

五十一年来，托拜厄斯·温赖特每年秋天都在长厅的角落卖麻皮苹果，开的总是同一辆蓝色卡车。去年秋天，他的膝盖叫他歇手了。可今年九月，角落的摊位又开张了，上面挂着一块新招牌：温赖特麻皮苹果，最后一年。

招牌后面站着一个系着干净围裙、乐呵呵的年轻人，自称威尔·温赖特，是老人的孙子。他的生意红火极了。老摊主们跟他握手。顾客们花将近两倍的价钱买“市场再也见不到的最后的温赖特苹果”，有些人还多买一袋，只为留个念想。

队伍里一位老太太告诉你，她六岁时就在这个角落买了她的第一个麻皮苹果，卖苹果的人指甲缝里有泥，每个孩子都能白拿一个堆里最小的苹果。她买了三袋。哪一袋她都没仔细看。

“昨天从爷爷的树上摘的，”年轻人一边在袖子上擦着一个苹果一边告诉你，“昨晚装上那辆旧卡车，天一亮就开下来了。三个钟头。他的膝盖受不了了，所以我来了，每天早上都来，一直到最后。”

你问他车停在哪儿。他朝大厅后面挥了挥手。“绕到后巷，跟别人的停一块儿。”他脸上挂着那种轻松的笑，像个从来没被要求亮过牌的牌手。他的指关节又红又糙，好像整夜都在摆弄冰冷的东西，可这九月的早晨明明很暖和。

第二：西比尔围裙口袋里揣着的东西

西比尔·瓦利在隔壁摊位卖蜂蜜，卖的年头几乎跟温赖特卖苹果一样长，她把他的最后一封信叠得小小的，揣在围裙口袋里。她在咖啡馆里读给你听，奥迪尔·芬恩太太在一旁添着茶，装作没在听。

信上说他的膝盖完了，果园租给了一个邻居，旧箱子卖给了广场上斯坦利·拉德的冷库，“这样它们还能接着装苹果，哪怕装的不是我的”。信上没提孙子。可也没说他没有孙子。

信上也没写长厅这一头人人早就知道的事，因为托拜厄斯从来用不着把它写下来。那一部分，西比尔一边喝茶一边自己补上了。

“托拜厄斯的麻皮苹果又糙又暗，就像打了一整局之后的板球，”她说，“你能在上面划着火柴。从树上直接到摊上，每年十月都是那辆蓝色卡车。叫他往苹果上贴标签，他宁可把靴子卖给你。”

第三：红果皮上亮晶晶的小方块

回到角落，你仔细看了看那些苹果。它们红红的，圆圆的，擦得锃亮，能照出屋顶的灯。没有一个是糙的。

有好几个，你对着光一斜，就能看见一小块方形，比果皮别处更黏、更亮，那里原来贴着的一样小东西被揭掉了。

斯坦利·拉德在广场上隔壁第二家，是市场的批发商。他的苹果整火车整火车地从大包装厂运来，包装厂出来的每个苹果都贴着一张印着号码的小纸标签。买菜的人回家把它揭掉，胶水留下的正是那样一块亮晶晶的小方块。

接着，每天早上六点为卡车打开后巷门的皮姆，给你看了他那个小本子，长厅卸货的每一辆卡车他都记在上面。

旧的那几页软得像布。四十个秋天，角落的摊位都有一辆蓝色卡车，是皮姆仔仔细细的大写字母。今年九月，角落的摊位哪天早上都没有一辆卡车。

“卡车？”皮姆说，“那小伙子六点刚过就从广场那边过来，走的是前门，推着一辆手推车。天天如此。我还给他扶着门呢。”皮姆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守门员讲一个他放进去的球，又懊悔又十分肯定。

埃莱娜·多恩督察买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慢慢嚼着。然后，在拱廊底下，她掰着手指头数出清单，就像飞镖手在算分。

看一看货物，拿它跟说法对一对。水果、面包、鱼，身上都带着昨夜睡在哪儿的记号。

看一看路。要是有人说开了三个钟头的卡车，就问问谁看见过那辆卡车。

看一看老摊主们记得什么。在这么老的市场里，总有人认识真正的那个人。

看一看箱子归谁。箱子上的名字告诉你的是箱子从哪儿来，不是苹果从哪儿来。

第四：第一种解法，凭揭掉标签的痕迹

从果皮说起，再看那封信。那些亮晶晶的小方块，是揭掉标签留下的痕迹，而苹果是在包装厂贴标签的，不是在果园里。托拜厄斯·温赖特这辈子没给一个苹果贴过标签，昨天才从他树上摘下的苹果，今天不可能带着标签的影子。

再说，照托拜厄斯自己信上写的，果园已经租给了邻居；早就没有什么爷爷的树可摘了。就连那双在暖和的早晨冻得又红又糙的指关节，说的也是冷库，不是果园。

这个市场里的包装厂苹果只从一个地方来，那就是拉德那儿，而温赖特所有的旧箱子也都在他那儿。再加上那擦得锃亮的红果皮，跟西比尔说的能划火柴的麻皮苹果毫不相干，这个摊位卖的就是装在拉德箱子里的拉德的苹果。一个卖爷爷收成的孙子，没有理由去买别人的苹果。

第五：第二种解法，凭皮姆的卡车记录本

现在别管水果了，跟着轮子走。年轻人说他每天早上开爷爷的旧卡车跑三个钟头。皮姆的本子在唯一能卸货的那道门边每天早上忠实地记着，整个九月，角落的摊位一辆卡车都没有。

皮姆每天早上六点刚过真正看见的，是一辆从广场推进来的手推车。没有人会推三个钟头的手推车。车上不管装的是什么，都来自走几步就到的地方，而广场上六点就开门、又有成箱苹果可匀的，只有拉德的冷库。

两条路，一个答案：苹果来自隔壁第二家，卖苹果的人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

留意一下，他说他把车停在后巷。偏偏那是整个市场里唯一一个卡车会被人看见、被人记下来的地方，记本子的人从这年轻人出生以前就一直忠实地记着。谎话就像一次糟糕的诈唬：恰恰在对手能核实的那一点上露馅。

不到一个钟头，斯坦利·拉德就证实了这件事，他涨红了脸，身上还穿着冷库的外套。那个乐呵呵的年轻人叫维克托·约克，是拉德的夜班搬运工。他每天早上把普通的红苹果装上手推车，倒进温赖特的旧箱子，揭掉标签，顶着一个全市场都爱戴的名字，以两倍的价钱卖出去。

“大家都想要最后的温赖特苹果，”维克托盯着自己的靴子说，“我只是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多恩把咬了一半的苹果还给他。“不，”她说，“你给了他们一个名字。他们想要的是那个人。”

能找到的每个顾客，维克托都把钱退了。西比尔当天晚上就给上果园写了信。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回信来了，字迹颤颤巍巍：根本没有什么孙子；随信还有一小袋真正的麻皮苹果，糙得像砂纸，是给皮姆的，自从皮姆第一次敲钟以来，每年十月都有这么一袋。

西比尔站起身，当着整个咖啡馆的人大声念出回信的最后一行，就像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告诉市场，我会想念它。告诉那口钟，在没有风的早晨，我会侧耳听它。”芬恩太太只好到厨房去忙点什么了。

回信寄到的那天下午，雨开始敲打玻璃屋顶。你穿过拱廊，在咖啡馆旁边那个修伞的摊位前停了下来。修伞的女人把一把修好的伞还给一个老人之前，先把它撑开，在一根伞骨上系了一个红线的小结，然后再收拢。为什么要系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