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六月里最重的那颗草莓冒着汗来了

看一看那台草莓秤。两只黄铜秤盘，一年擦一次，擦得像小号一样闪闪发亮。一个丝绒盒子装着砝码，最小的一个还没有指甲盖大。左边的秤盘上有一个小凹痕，那是某一年六月，一位冠军失手掉了他最好的砝码，还哭了一场。

它一年只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上午，而那个上午，给一个你已经忘了的问题带来了答案。五月里芬恩太太柜台上的那篮熟草莓？是一个戴草帽的男人留下的，提手底下还塞着一张卡片：“十四号地块敬赠。”合唱团把草莓吃了。埃莱娜·多恩督察把卡片留了下来。

她把它留了五个星期，一直没说为什么。这就是她的作风。她办案就像星期天下午在咖啡馆的桌边下棋，总在角落里悄悄留着一颗棋子，直到它派上用场的那一刻。

第一：规矩比屋顶还老

草莓称重赛只对运河边那片小块菜地的种植者开放，那里离市场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规则挂在一根柱子上，镶在一个老得连玻璃都变得波浪般起伏的相框里。地块上不许用玻璃罩，也不许用温床架。草莓必须是当天早上摘的。

看园人要等皮姆七点的钟声越过水面传过来，才打开菜地的大门，早一分钟都不行。报名在九点的钟声响起时截止。评判拉维妮娅·奥姆问每个种植者同样两个问题：“哪个地块？”和“什么时候摘的？”

今年的奖品，是市场颁发的最后一座银杯。过了十二月，就再也没有市场来颁奖了。老种植者们戴着他们最好的帽子来了，把草莓裹在棉花里，像捧着鸡蛋一样捧着，站在玻璃屋顶下，互相讲着很久以前那个炎热的六月，那年获胜的草莓有李子那么大。

第二：蒸汽玻璃后面的一杯早茶

六点三刻，多恩打发你去了咖啡馆。“比赛来得早的人，”她说，“要么是特别心急，要么是特别忙。去弄清楚是哪一种。”

那时只有一个早到的客人。一个戴草帽的男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面前一壶茶，脚边放着一只盖着布的篮子。你隔着玻璃上的蒸汽看着他。七点，皮姆的钟响了。那个男人翻了一页报纸，又倒了一杯茶。

七点三刻，他还在那儿。八点，他付了钱，拿起篮子，走过去到花厅报名。你注意到了，因为多恩训练过你去注意这类事情：他的鞋擦得锃亮，一点都没湿，他的裤脚翻边干净得像一副新扑克牌。

第三：一排等着的十二只碟子

一张长桌上摆着十二只白碟子，每只都写着一个号码和一个名字。戴草帽的男人报上了他的：“奥斯卡·帕迪尤，十四号地块。”什么时候摘的？“七点半，带着露水摘的。”拉维妮娅·奥姆把它记了下来。

他的草莓大得惊人。它坐在十二号碟子上，像拳台上的职业拳手，油亮深红，其他种植者从它旁边慢悠悠地晃过去，就像飞镖手从对手的靶子前晃过去，假装没在看。

第四：第二个男人报出了同一个名字

八点五十分，一个年轻人跑了进来，满脸通红，裤腿上的泥一直溅到膝盖，靴子湿透了。夜里下过雨，运河边的小路软乎乎的。他递上一小篮不起眼的草莓。“奥斯卡·帕迪尤，”他喘着气说，“十四号地块。”

一片哗然。两个奥斯卡。戴草帽的男人平静地说，他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个小伙子。“他听说我的草莓最大，想要我的奖杯。”年轻人的脸一下子白了。

谁也帮不上忙。十四号地块今年春天换了主人，市场里还没有人见过它的新租户。拉维妮娅手里的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却对不上一张脸。

年轻人急急忙忙地解释。钟声越过水面传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他把每一垄都走了一遍，找他那一颗最好的草莓，最后在最远的那头、堆肥堆旁边摘了下来。然后他就一路跑过来了。“谁都可能弄一身泥。”戴草帽的男人和颜悦色地说，人群里有些人点了点头。

第五：最重的草莓在碟子上冒汗

九点的钟声响了，称重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仪式，一颗草莓接一颗草莓，一个小砝码接一个小砝码，整个大厅屏住呼吸，就像观众在看一个漫长的网球多拍回合。

十二号碟子轻松获胜。可是拉维妮娅把它放进秤盘的时候，你看见它表皮上挂着一颗颗水珠，它底下的黄铜也蒙上了一层雾。桌上的其他草莓都是干的。大厅里很暖和；门向着六月的早晨敞开着。拉维妮娅皱起眉头，用手帕擦了擦秤盘。

第六：多恩把比赛变成了一堂课

多恩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她把你带到长桌的一头，给了你一张清单。

看一看说法跟日历对不对得上。水果有它自己的时间表，任何名字都催不动它。

看一看证据的温度。在冷的地方待过的东西，会把冷带在身上好一阵子。

看一看时间跟距离对不对得上。二十分钟就是二十分钟，不管是谁在走。

看一看靴子。一个说自己去过湿漉漉的田地的人，身上总该带回来一点田里的东西。

第七：一位老冠军回忆起六月的早晨

尼古拉·莫特在九号地块种了四十年草莓，赢过十一次奖杯。有人问他的看法，他就像打牌一样说出来，慢慢地，而且只在有把握的时候才说。

“天亮时摘的草莓，到九点就暖了，”他说，“一颗在暖和屋子里冒汗的草莓，是从什么冷地方出来的。还有，运河边的地块上，六月之前没有熟草莓。我的没有，谁的都没有。不用玻璃罩，就是没有。”

多恩把五月那张卡片拿给他看。他读了两遍，一言不发地还了回去。

就停在这里，想一想。哪一个才是十四号地块真正的种植者？

第八：第一种解法，凭那些水珠

从十二号碟子上的草莓说起。它冷得能让温暖大厅里的黄铜蒙上一层雾。照它主人的说法，一颗七点半在露天摘下来的草莓，到九点应该已经跟早晨一样暖了。这一颗却是在什么冷地方过的夜。

所以它不是那天早上摘的，送它参赛的男人在摘的时间上撒了谎。再加上那张卡片。五月，运河边没有一块地上有熟草莓的时候，有人却用十四号地块的名义送出了熟草莓。那些草莓是在玻璃罩下长出来的，这一颗也是。戴草帽的男人是个借用别人地块的温室种植者。

第九：第二种解法，凭七点的钟声

把草莓忘掉，用时钟来看。菜地的大门随着七点的钟声打开，早一分钟也不行。从大门走到市场要二十分钟。

七点钟大门一打开的时候，戴草帽的男人正坐在咖啡馆的窗边，篮子早就放在了脚边。你一直看着他坐到八点。他不可能七点半在二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地块上摘草莓。而那个满身是泥的年轻人，八点五十分跑进来的时候，裤子上还沾着运河边的小路。

靴子说的也是同一件事。下了一夜雨，运河边的小路软乎乎的，那天早上走过那条路的人，都会把一点路带进大厅里来。戴草帽的男人的鞋却擦得锃亮，干干的。他根本没靠近过水边。

第十：最后一座银杯找到了它的种植者

那顶草帽的主人叫卢坎·因奇，他在运河那边用玻璃温室种草莓，正因为这个缘故，所有业余比赛都不让他参加。他听说十四号地块来了个谁也没见过的新租户，于是整个五月都在想办法让十四号地块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

他想把最后一座奖杯摆在自己店铺的橱窗里，好在往后好几年里，把他的温室草莓当作冠军的草莓来卖。他走的时候，没带走他的草莓，也没带走他的帽子，皮姆在桌子底下找到了那顶帽子，把它挂在了贴着规则的柱子上，像一座另一种意义上的奖杯。

真正的奥斯卡·帕迪尤那一小篮草莓称出来排第四。最后一座银杯归了尼古拉·莫特，这是他的第十二座，他把它举向玻璃屋顶，就像要把它展示给他种过的每一个六月看。

然后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年轻人沾满泥的肩膀，答应明年春天带他去看看，十四号地块上哪里晒太阳晒得最久，哪怕到那时，已经没有市场可以去称草莓了。

记住：当两个人报出同一个名字时，别再听名字了，去看时钟，去看天气。

出去的时候，你经过钟表回廊的楼梯，那里还飘着草莓和湿靴子的气味。楼梯顶上那个做面具的女人，那天上午刚刚卖掉了她唯一的一张狐狸脸，为什么又在画第二张狐狸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