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把灯重新点亮

签名的墨迹干了之后终结仍须远行

1945年5月8日之后，西线的战争在纸面上已经结束，但终结仍须远行，一英里一英里、一座岛屿一座岛屿地，抵达每一个仍有士兵持有武器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真正的终结是在几天或几周之后才到来的，那时最后的枪声沉寂了，他们的窗户里第一次重新点亮了灯。

您的脑海里或许还留着和平的第一个夜晚，废墟中的首都窗户里那些蜡烛微小的光，而军官大厅里的灯则一直亮到很晚。我想从那些小小的光开始，因为对数百万人来说，战争的结束并不是一个他们曾经亲眼见过的签名。它是这样一个傍晚：多年来第一次，他们被允许在天黑之后拉开窗帘。

在这一章里，我们追随消息从投降的谈判桌向外传播，就像一块石头投入静水后泛起的涟漪，一直传到战争边缘的岛屿、港口、森林和兵营。

西部海岸附近的小岛于5月9日获得解放

最先感受到终结的地方之中，有一群位于大陆西部海岸外、靠近一个获得解放的西方国家海岸的小岛。它们自1940年夏天起就被占领。自1944年6月的登陆以来，岛上的守军就被切断了联系。岛民和守军士兵熬过了一个饥饿的冬天，在最后几个月里，是红十字会一艘船运来的食品包裹让他们活了下来。

5月9日凌晨，在停泊于近海的一艘军舰上，守军指挥官签署了这些岛屿的投降书。同一天早晨，西方同盟国的士兵登上岸来。港口小城里的人们聚集在码头上和海滨，欢迎他们。藏了五年的旗帜被从抽屉和阁楼里拿了出来。教堂的钟声响彻田野，到了傍晚，五年来第一次，家家户户的窗户毫无畏惧地亮起了灯。

如果您曾在一个节日的早晨看着一艘渡轮驶进一个小港口，您就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整座小城的人都在码头上，缆绳被抛了过来，每个人都同时说着话。

同一天，5月9日，大陆西部海岸上几座设防港口的守军放下了武器。它们自前一年秋天起就被围困，周围的城镇遭到破坏，人去楼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条海岸上的其他孤立地带一个接一个地投降。每一次投降都是在一座农舍或一间办公室里举行的一个小小仪式，随后是一长列战俘沿着道路走出来。

您会注意到，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大的。然而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每一次投降就是和平的全部。

在北方和东方最后的孤立地带放下了武器

在大陆的最北部，在海边一个多山的王国里，战败军队约有三十五万名士兵一直驻守占领到最后一刻。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在战斗中被击败。5月8日，他们的指挥官接受了投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小股同盟国部队抵达，接管了那里。这个王国自己的政府从流亡中归来，6月7日，国王乘船回到首都的港口，受到人群的欢呼迎接，那一天距他离开这里正好五年。

在东方，北方海域边的一个宽阔半岛上，战败部队的一个大集团军群自前一年秋天起就与其余部队隔绝开来。它在整个冬天里都守住了阵地。5月9日和10日，它的士兵，将近二十万人，向东方来的军队投降，开始了步入战俘生涯的漫长行进。他们之中许多人要过好多年才能回家，有些人则再也没有回家。

也是在5月9日，东方来的军队进入了大陆腹地的一座首都。四天前，那里的人民起来反抗占领者，在街巷里一直战斗到最后。在东南部的森林和丘陵中，一些战斗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那时一队队士兵试图向西逃去，宁愿向西方同盟国投降，也不愿向东方来的军队投降。

我有意把这些日期一个接一个地告诉您，因为终结就是这样推进的，一阵一阵地，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驶出一座拥挤的车站，走走停停，直到最终在开阔的铁路线上平稳地行驶。

在一座北方的岛屿上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0日

最后那些战斗中最奇特、最令人悲伤的一场，发生在北方一座平坦的岛屿上，它位于一个获得解放的西方国家的海岸外。沙丘后面有羊群在吃草，岛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灯塔。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营，是由战争早期被俘的东方军队士兵组成的。他们被迫为占领者服役，以逃脱战俘营里的饥饿。1945年4月5日至6日的夜里，他们以为解放已近在眼前，便起来反抗岛上的占领军士兵。占领者调来了增援部队，在六个星期里，战斗在农场和沙丘之间来回推移。5月5日，那个国家的占领军投降时，战斗没有停止；5月8日，整个西线战争本应结束时，战斗也没有停止。直到5月20日，西方同盟国的士兵登上这座岛，把双方隔开，战斗才停下来。

到那时，数百名起义士兵、数百名占领军士兵和一百多名岛民已经死去。

如今，他们的坟墓位于岛上一座安静的墓地里。如果您到那里去，您会发现来自东方的士兵们被葬在一起，躺在一排排小小的墓石下面。每年都有人在那里献上鲜花。

那年夏天，幸存的起义士兵被遣送回国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当作英雄来欢迎。他们受到猜疑，因为他们曾经穿过敌人的军服。您也许会觉得，这是整个终结中最难以放在心上的故事之一。它提醒我们，一场战争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对每一个人结束的。即使它结束了，它也可能让一些人在两边都无家可归。

渡轮上的一位岛民指给我看那座修复了的灯塔

几年前一个十月阴沉的早晨，我乘渡轮前往那座岛，竖起衣领抵挡着风，站在栏杆旁。我身边站着一位名叫安克的老妇人，裹着一件棕色雨衣，脚边放着一只购物袋。她去大陆看望女儿之后正要回家。当那座岛低低地、绿绿地出现在云层下时，她指着岛北端的那座灯塔。

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曾在1945年春天看见它在燃烧，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一直黑着，塔身伤痕累累、残破不堪。她说，当它终于被修好、灯再次点亮时，岛上的人们在傍晚走出家门，第一次看着那道光束扫过沙丘。

“我母亲说，那是战争真正为我们结束的那一夜。”安克告诉我，然后她提起了袋子，因为渡轮正在转向港口。

从那以后，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当您读到那些重大投降的日期时，您也许还可以问问自己，在您自己的家人生活过的地方，战争真正结束于何时。答案很少是历史书上的那个日期。它更常常是一件小事：一盏灯，一封信，一声教堂的钟响，或是第一个没有恐惧的夜晚。

请在一条纸上从左到右标出最后的几次投降

一条纸能帮助您看清那几个星期的轮廓。拿一长条纸，也许是从报纸的页边剪下来的，沿着它画一条直线。在左端写上5月8日，在右端写上5月20日，两者之间留出十二个相等的间隔，每一个代表一天。

现在标出您在这一章里读到的日期。把那些小岛和设防港口标在5月9日，把北方海域边的半岛标在5月9日和10日，把大陆腹地的那座首都标在5月9日，把东南部战斗的结束标在月中，把北方的那座岛标在5月20日。最后，在您那条线的末端稍外一点，在5月23日处做一个小记号。那一天，战败国最后的那个政府，它一直在遥远北方的一所海军学校里继续开会，被解散了，其成员被拘押。

当您看着画好的纸条时，您会发现记号在左边挤作一团，向右则渐渐稀疏。这就是终结的形状：最初几天里投降纷至沓来，随后是一条由较小的终结拖成的长尾，而其中每一次终结，对于亲历它的人们来说都是完整的。我希望您把这条纸保存一段时间，在往下阅读时不时看一看它。

西方的窗户上遮光帘被取了下来

将近六年来，西线战争中的城市和村庄每到夜里都生活在黑暗之中。路灯被关掉了，汽车前灯被遮住了。窗户用厚重的帘子遮着，或者玻璃被涂上了颜色，这样就没有任何光亮能为敌方的飞机指路。防空督导员夜里在街上巡行，哪家透出一丝光亮就去敲哪家的门。人们学会了凭记忆找到回家的路，数着路缘石，数着那些不再发光的灯柱。

在一些国家，规定在1944年秋天来自空中的危险变小时有所放宽，街道上允许有昏暗的微光。1945年春天，这些规定被逐步取消。在西方各国的首都，灯光回到了商店的橱窗、剧院和大钟楼上。5月8日傍晚，在许多城镇里，人们打开了自己所有的灯，把窗帘拉得大开，于是沿街的房屋都亮了起来，就像一列夜行长车穿过乡间时车窗里透出的灯光。

战争期间出生的孩子们从未见过夜晚灯火通明的街道。他们的父母记得，那些小家伙站在窗前，像看烟花一样，凝视着寻常路灯那朴素的黄色光芒。

如果您今天住在一座城市里，您也许很难想象那光亮意味着多少。请在某个晚上试一试，关掉所有的灯坐上一个小时，然后再把它们打开。您会感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些教堂的钟楼已经没有钟可敲了

并不是每一个村庄在5月8日都能敲响它的钟。您会记得，在战败国和它所占领的土地上，那些钟被从钟楼上放下来，为了它们的金属而被运走。那年春天，许多村庄的钟楼依然空着，人们只能打开教堂的门，默默地站在里面。

战争结束时，有些钟还没有被熔化。它们仍然躺在港口的堆场里，就像一片倒扣着的杯子，在战后的岁月里，其中许多钟按照漆在上面的标记被分拣出来，送回了家乡。在一些乡村教堂里，您也许仍能找到一口经历了那段漫长旅程又回来的钟。

有一次，我站在一座乡村教堂里，教堂司事给我看了这样一口钟，它挂在旧的钟架上，钟沿上仍隐约可见一个粉笔写的编号。他为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那声音比我预料的更加深沉。

当您在一个安静的傍晚听到教堂的钟声时，您也许会想起，它的沉寂也曾是战争的一部分。它的归来则是和平的一部分。在5月8日之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各种各样的教堂都为死者举行了礼拜。在其中许多礼拜上，神父或牧师宣读了本堂区阵亡男子的名字。在有些礼拜上，安葬在当地墓地的敌方死者的名字也被宣读了。

我想，您和我都应当在终结的历史中给那些安静的礼拜留一个位置。它们并没有决定任何事。然而，它们开始了漫长的哀悼工作，而没有哀悼，任何和平都无法持久。

枪声沉寂时数百万人远离家乡

战斗结束时，大陆的道路上挤满了不在自己应在之处的人们。据当时的估计，大约有七百万到一千一百万人在战争期间被带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此时都在战败国的土地上。许多人曾在那里的工厂和农场里做强迫劳工。另一些人曾是战俘，或者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需要几个月的照料。战败军队的数百万士兵自己也成了战俘。来自东部各省的数百万平民赶在战线之前向西逃难，或者很快就将被逐出家园。如果可以的话，您应当同时想象他们所有人：等待一列东去火车的农场工人，坐在医院帐篷外晒太阳的昔日囚徒，田野里铁丝网后面的战败军队士兵，还有那位拉着手推车、带着孩子们沿着道路向西走去的母亲。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战争为他们自己而结束，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会是什么时候。

在5月8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同盟国开始把人们送回家。长长的货车车厢列车，上面用粉笔写着遥远城镇的名字，每天驶离车站。卡车沿着道路运送着另一些人。到秋天，西方的大多数流离失所者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然而，有数十万人不能或不愿回去，因为他们的家已被摧毁，他们的家人已经不在，或者边界已经移动。

您不应把这些旅程只想象成快乐的旅程。它们常常是缓慢、寒冷和充满不确定的，许多旅人在终点发现的是一座空房子，或是门上一个陌生人的名字。然而，在许多车站里，人们拿着鲜花和面包聚集在那里，有人宣读到达者的名字，好让家人们能够彼此找到。我把那些车站想象成一座座小礼拜堂，在那里，希望和悲伤并肩站在同一个站台上。

亮着车窗的列车在夏夜里穿越大陆

整个六月和七月，列车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行驶。它们载着休假的士兵、获释的战俘、难民，以及从疏散去的乡间被送回家的孩子们。多年来第一次，它们的车窗在夜里亮着灯。

我记得，在我童年时，有一位名叫海因里希的老铁路工人，傍晚时坐在信号楼后面的花园里，身旁的长凳上放着一杯咖啡。他有一次告诉我，1945年夏天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列车每隔几分钟就经过他的信号楼，日夜不停，车上满是把身子探出窗外、想看看自己到了哪里的人。“他们看每一块站牌，”他说，“好像那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一站。”

您可以想象他在短短的夏夜里守在操纵杆旁，为一列又一列火车把信号拨成绿色，看着那些亮着灯的车窗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地滑过，每一扇里都满是面孔。

七月中旬，又有一列专车沿着东方的线路驶向战败国的首都，它行驶得很慢，每座桥梁和车站都有卫兵把守。它载着东方盟国的元帅前往首都废墟附近一座湖畔宫殿，参加三大国的会议。在同样的日子里，飞机载着两个西方盟国的新总统和首相飞往同一个地方。

在他们身后，在大陆的各个车站里，人群等待着别的列车，那些列车上根本没有什么领导人，只有回家的父亲、儿子和女儿。那年夏天，在亚洲的战争中，枪声还没有沉寂，那里的家庭每天夜里仍然拉上窗帘，抵御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