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圆桌旁坐下

一个二月的早晨一位女儿走过一座白色的宫殿

1945年2月4日早晨，总统的女儿安娜缓缓走过一座白色石灰岩宫殿长长的走廊，这座宫殿坐落在海边的一座山丘上。房间里还散发着新油漆的气味，地板在新铺的地毯下吱嘎作响。她数着从父亲的卧室到领导人们当天下午将要会面的大厅之间有多少扇门。她陪父亲前来，是为了守护他的体力，而他的体力衰退得比公众所知道的要快得多。她想知道父亲要被轮椅推多远，要经过多少道门槛，如果会谈拖得很晚，他可以在哪里休息。

请想一想那个冬天获得解放的村庄，那里的钟声在冰封的田野上再次响起，人们穿着外套站着倾听。在1945年初那个寒冷的冬天，海边的这座宫殿并没有自己的钟。只有梯台下面的海浪声，以及卫兵们在碎石小径上平稳的脚步声。然而，在那里开始的工作，正是要决定在其他许多地方，钟声何时、又以何种方式可以响起。

我希望您和安娜一起在那条走廊里站片刻。一次会议很容易被记成一张照片里裹着大衣、戴着皮帽的三张著名面孔。而把它记成一座住满疲惫之人的房子，就比较难，也比较诚实：翻译、厨师、通信军官、医生和卫兵。他们所有人都希望战争结束，而没有一个人知道还需要多少个月。

客人们越过大海和山路远道而来

这座宫殿建于1911年，是那片土地的末代皇帝一家的夏季住所。战争期间，它曾被占领、被搬空，并受到严重损坏。在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里，来自东方盟国的东道主们从远方运来了床、地毯、餐盘，甚至窗玻璃。数百名工人日夜不停地粉刷和修缮房间。当您阅读那些旧日的记述时，您可以感觉到，为了让一座废墟般的房子在八天里显得宁静而完整，人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如果您曾经到达一家前一天夜里才刚刚完工的旅馆，窗框上的油漆还软着，地毯还带着仓库的气味，您就会明白客人们在最初那几个小时里所感受到的那种既受欢迎又紧绷的奇特混合。

总统于2月3日在漫长的海上航行和一次夜间飞行之后到达。随后，他又被车送着沿蜿蜒的山路行驶了大约五个小时。每隔几百码就有士兵站在路边，其中许多是年轻女子，汽车在寒风中驶过时，她们敬礼致意。首相稍晚一些走了同样的路程，住在沿海岸的另一座宫殿里。元帅是乘火车来的，住在两者之间的第三座房子里。

请像想一条单线铁路那样想一想那条路。每一列火车都必须在会让站等待其他列车，什么也急不得。三个代表团，数百人，连同他们所有的文件和无线电设备，沿着同一条狭窄的道路，来到海边的同一个会合点。

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被安排住在底层的房间里，这样他就不需要上下楼梯。第一天晚上，安娜和医生们一起检查了这些房间。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带来了他自己的女儿萨拉，她往家里写了些愉快的信，讲述漫长的车程和寒冷。元帅约瑟夫·斯大林带来了他的外交部长和一小批几乎寸步不离的随员。从这里开始，我将大多以他们的职务来称呼他们。他们在桌旁所做的事，比报纸上印出的名字更重要。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下午五点在舞厅开幕

2月4日下午四点左右，元帅到总统的房间里拜访他。两人通过各自的翻译交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谈到了西线的战争，以及此时正从两侧向敌方首都逼近的军队。然后，大约五点钟，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昔日的舞厅里开始了。一张铺着桌布的大圆桌摆在中央。三位领导人坐在彼此相距相等的位置上，他们的外交部长、将军和翻译紧挨着坐在身后。

圆桌没有上首，而这正是它的用意所在。

没有人希望被看到坐在别人的下首。于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的领导人围着一个圆圈坐下，就像一座停在一个无所谓何时的钟点上的时钟的指针。

第一个下午用来讨论军事形势。将军们摊开地图，解释各条战线所在的位置。他们描述了来自东方的冬季大攻势如何在几个星期内推进了数百英里。他们描述了西线的军队如何从12月和1月在积雪的森林中的艰苦战斗里恢复过来。您会听到用三种语言说出的师的数目和道路的英里数。我想，在它们下面，流淌着一个更安静的、没有人说出口的问题。在终结到来之前，每一方还会有多少士兵和平民死去？我请您和我一起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因为正是它使会议那些枯燥的记录值得一读，也因为每一次达成协议的拖延，无论在温暖的舞厅里显得多么合乎情理，都在远方被衡量着：在寒冷的战壕里，在废墟城镇下的地窖里，在沿着这片大陆冰封的道路行进的长长的难民队伍里。

那天晚上，总统设宴款待另外两位领导人，祝酒词热情洋溢。翻译们后来写道，谈话有时会变得尖锐。每当话题转向小国的权利和大国的义务时，谈话就变得尖锐起来。即便如此，第二天早晨领导人们还是一再回到桌旁，这或许是您那一周最需要了解的关于他们的事。

圆桌日复一日地转向战败国的未来

2月5日，领导人们转而讨论他们正在击败的那个国家。在这里，会谈变得缓慢而谨慎，就像一艘重船在狭窄的港湾里掉头。每一个字终有一天都会触及数千万人的生活。领导人们原则上同意，战败国将被分区占领。每个区由一个同盟国管辖。一个由各指挥官组成的共同委员会将设在首都，负责协调。

首相极力主张，一个获得解放的西方盟国也应得到一个占领区和该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经过一番抵制，其他两人同意了。新的占领区将从已分配给两个西方大国的区域中划出。您可以在这个小小的决定里看到一个更大的理念。和平不应只由三只手来掌握。一个自己曾被占领的国家，应当重新站到那些日后维持秩序的国家之中。

同一天还提出了关于赔偿这个艰难的问题，即战败国为其军队所造成的损害而支付的款项。东方盟国的城镇和农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它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数额。其中一半将归它自己。西方的领导人们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要求的赔款是如何毒化了和平。最终，这个数字只是作为一个委员会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被记录下来，而首相连这一点也不肯接受。

我觉得令人感动的是，上一次和平的记忆就像第四位沉默的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它提醒每一个人，一个在愤怒中写下的终结，可能会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开端。

一位木匠让我明白桌子的形状为何可能很重要

几年前，我在一间散发着亚麻籽油和新刨花气味的小作坊里度过了一个下午。一位名叫马蒂亚斯的木匠站在工作台前，修补一张中央桌板开裂的旧圆餐桌。他给我看四块弧形的桌板如何在中间靠一根隐藏的销子接合在一起。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但他耐心地解释着。他说，一张圆桌只有在每一块桌板承受同样的重量时才能稳固。如果有一块压得太重，销子就会松动，整个桌面就会开始倾斜。

当我读到海边那座宫殿时，我常常想起他的话。三位领导人试图打造一个能让整个世界安放其上的桌面。他们每个人都轮流以本国的恐惧之重向下压着。

下一次当您坐在一张圆桌旁时，也许是在家庭晚餐上，也许是在咖啡馆里，请留意谈话是如何绕着它传递的。请留意没有人真正坐在尽头。也请留意，一个声音是多么容易越过中间，占据比别人更多的空间。领导人们对此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位木匠。他们花了八天时间，努力不让那根销子松动。

会谈确定了一个新的世界组织将如何投票

2月6日，领导人们谈到了一个将最直接地塑造此后几十年的问题。计划中的世界组织已在前一年秋天、在一座大宅邸里的会谈中起草出来。现在，领导人们必须决定，当和平受到威胁时，它将如何作出决定。大国将在安全理事会中拥有常任席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们每一个能否单独以反对票阻止一项决定。

总统的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方案。每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阻止任何使用武力的行动，但不能阻止对一项争端的单纯讨论。2月7日，东方盟国接受了这一方案。作为交换，它要求接纳它自己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为该组织的额外成员国，西方领导人同意支持这一请求。领导人们随后确定了成立大会的日期：1945年4月25日，地点是大洋彼岸的一座城市。

也许您曾在铁路道口等待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通过。您知道那种感觉：一个决定是在别处做出的，它不顾您的意愿，滚滚向前。投票方案就是那样。一旦在这个房间里达成一致，只要这个组织存在一天，它就将支配那个伟大的理事会。

最艰难的时刻花在一个夹在两军之间的国家上

从2月6日起，几乎直到最后一天，领导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个夹在东西方两支大军之间的大国的未来问题上。对那个国家来说，战争始于1939年，它所遭受的苦难不亚于任何国家。领导人们争论它的边界，这些边界将被向西移动。他们争论它的政府，因为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府都声称代表它。一个流亡在西方，另一个是在东方盟国的保护下成立的。您应当知道，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在这一个国家上花费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议题上都多；而翻译们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有时不得不寻找一些词语，让它们在三种语言里、对三个对那片土地怀有相去甚远的希望的政府而言，都意味着同一件事。

最终的文本承诺，现有的临时政府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领导人将加入其中。将尽快举行自由而不受限制的选举。您会注意到，“尽快”这几个字承载了很大的分量。在随后的岁月里，那个国家的许多人觉得，这个承诺并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兑现。

2月9日，领导人们还就这片大陆上获得解放的土地达成了一份宣言。他们承诺帮助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通过自由选举组建政府。他们承诺把主权恢复给那些被武力剥夺了主权的人们。这在纸面上是一个美好的句子。我不认为签署它的人中有谁是心怀犬儒的。但站在那片土地上的军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话的含义。

请从西线战争结束之日往后数三个月

2月8日下午，在宫殿里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总统和元帅解决了一个从未出现在公开声明中的问题。东方盟国与岛国帝国之间订有一项中立条约。尽管如此，它将在西线战争结束两三个月之后参加亚洲的战争。作为回报，它将获得那个地区北部的某些领土、岛屿和港口。

这项协定于2月11日由三位领导人签署，并整整保密了一年。

请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张小纸片。写下西线战争将要结束的日期，1945年5月8日。然后往后数整整三个月，这是那项秘密协定所允许的最长期限。您会得到1945年8月8日。请在往下读的时候把这个日期记在心里。您将会看到，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里，在这座海边宫殿里作出的承诺被兑现得多么精确，几乎分毫不差。

数完之后，请握着铅笔静坐片刻。这九十二天中的每一天，都承载着每一条战线上的许许多多生命。在您纸上看起来如此整齐的这个日期，对于远方的士兵和家庭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不确定的等待。

许多承诺是向不在房间里的人们作出的

2月11日，最后一天，领导人们签署了一项关于遣返战俘和获得解放的平民的协定。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散落在这片大陆各处，在营地里，在农场上，在工厂中。这项协定本意是一种仁慈，对许多人来说也确实如此。在战斗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它用火车和轮船把他们送回了家。然而，在随后艰难的岁月里，一些不愿回去的人也同样被遣送回国。您或许会和我一样觉得，这是这次会议中最难读的一页，因为受到影响的人们在圆桌旁没有发言权，而后来执行这项协定的办事员们，往往只是照章办事，听不见站在转运营地里他们面前的那些人的恐惧。

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要责怪任何一位领导人。我提到它，是因为您理应看到整张桌子，包括那些良好的意愿与冰冷的政府机器相遇的地方。

同一天，领导人们签署了会议的公开声明，它于2月12日在三个大国的首都同时发表。他们在宫殿里共进了最后一次午餐，然后驱车离去。总统动身前往他的军舰，踏上漫长的归途；首相踏上了他自己的回国之路；元帅则回到了他的火车上。

两个夜晚之后，2月13日和14日，战败国东部一座教堂之城被从空中摧毁。多达两万五千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许多是逃离逼近的战线的难民。我在这里停下来，是因为那张圆桌和那座燃烧的城市属于同一个星期。那座城市的死者，应当与领导人们为之制定计划的那些人一同被纪念。如果您为其中一方点燃一支蜡烛，我请您为双方都点燃它。

总统坐着向聚集一堂的立法者们讲话

1945年3月1日，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之后，总统在他的国家的立法者们的大厅里向他们发表讲话。在他漫长的任期中，他第一次坐着讲话。他请他们原谅他不寻常的姿势，因为这样他就不必在腿上承担大约十磅重的钢制支架。听他讲话的人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多么疲惫。他们也注意到，他多么频繁地找不到讲稿上读到的地方，又加上一些他自己的话。

他告诉他们，这次会议应当标志着单方面行动、排他性同盟和势力范围这一体系的终结。他说，这样的体系已经被尝试了几个世纪，而且总是失败。您可以从这些话里听出，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将无法看到他所描述的和平之全貌的人。他想把它传给别人，就像在一个黑暗的站台上，把一盏灯从一位旅人手中小心地传到下一位旅人手中。无论您是否认同他的希望，您都可以尊重他努力传递那盏灯时的那份用心。

我有时会想起领导人们离开的那个晚上的安娜。我想象她又一次走过渐渐空荡下来的宫殿的走廊。她大概会检查一下，父亲的东西有没有遗忘在底层的房间里。

那张圆桌独自立在舞厅的枝形吊灯下，外面的海浪继续在梯台下拍打着，就像在八天的会谈中一直拍打着那样。在遥远西方的村庄里，每逢星期日钟声依旧响起。在两军之间寒冷的田野上，每一方的士兵仍在等待着，也仍在死去，等待着桌旁所许诺的那个春天。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仍在窗前和车站门口等待着信件，那些信有时来了，有时没有来。

在归途中，总统披着一件厚斗篷，在军舰的甲板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着灰色的海水。与他同行的人记得，他很少说话，睡得很多，就像一台运转太久没有休息的发动机在慢慢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