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预先描绘和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山间走下了一列火车

1944年6月底，在一次重要会议召开的前夕，一列专车缓缓爬过林木茂密的山丘，停靠在一座小小的山间车站，一阵夏雨过后，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和湿草的气味。在走下木站台的乘客中，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个子高，背有些驼，留着整齐的小胡子，脸上带着倦容，那年他六十一岁。几年来他的心脏一直很虚弱，他的妻子，一位昔日的芭蕾舞演员，与他同行，照看着他的休息。车站之外，在一道长长的绿色山坡脚下，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白色旅馆，红色的屋顶，还有一条仿佛永远延伸下去的游廊。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那座旅馆将是他的家，也是数百名代表的家。

请回想一下1944年秋天那些疲惫的官员，他们乘着慢车，用皮包把签好的停战协定带回家。在这里，几个月之前，是另一列火车和另一些皮包，但它们装着的是不同的东西。它们装的不是终结的条款。它们装的是一个开端的草案，是关于金钱、贸易和重建的周密文件，出自那些已经在思考战后世界的人们之手。

您或许会和我一样，为1944年夏天竟有这样一段旅程而感动。那时每一条战线上的战斗都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然而，来自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却聚集在一个安静的山谷里，预先描绘和平的轮廓，就像一位工程师在河水退去之前就画好了一座桥。

那座巨大的白色旅馆必须匆忙准备就绪

这座旅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关闭着，当西方盟国的政府选定它作为会议地点时，它必须被匆忙地重新开放和修缮。

第一批代表到达时，工人们还在一些走廊里刷油漆、修水管。房间不够所有人住，于是一些代表团被安排住在附近较小的旅馆里，每天被接送过来。电话线铺设好了，打字机被成打地搬进来，舞厅和餐厅被改成了会议厅，摆着一排排长桌和椅子。如果您曾经提前到达一个大型聚会，那时椅子还在摆放、麦克风还在调试，您就会明白最初那几天略带紧张的气氛。傍晚时分，代表们在长长的游廊上散步，用许多种语言交谈，身后的群山渐渐暗了下来。

会议于1944年7月1日开幕。它的正式名称冗长而枯燥，叫作同盟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但大家很快就干脆用会议所在山谷的名字来称呼它。您知道，我不会使用那个名字，但您在任何一部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书里都能轻易找到它。

代表们为战后的世界规划货币与贸易

您会看到，这次会议的任务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代表们希望确保这场战争之后的岁月，不会重蹈上一场战争之后那些年的覆辙。

您必须记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货币如何崩溃，贸易如何萎缩，各国如何竖起壁垒阻挡彼此的货物。他们记得失业者排成的长队和随之而来的怨恨，他们相信，正是这种怨恨帮助为一场新的战争铺好了土壤。于是他们着手建立两个新的机构。第一个是一个基金，它将帮助各国保持货币稳定，并在困难时期向它们提供贷款。第二个是一家银行，它将提供贷款，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后来还帮助较贫穷的国家发展。凯恩斯主持负责银行的委员会。西方盟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主持负责基金的委员会。两人围绕这些构想，通过书信和会议争论了两年多，他们的草案是之后一切工作的起点。

您也许会认为，谈论货币和贷款与一场战争的结束没有多大关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越是阅读关于这几个星期的资料，就越把它们看作终结的一部分。一场战争并不是在枪声沉寂时真正结束的，而是在普通人能够再次买到面包、找到工作、信任自己口袋里的钱时才真正结束的。

在会议最初的几个晚上，通过广播和报纸传到旅馆里的消息，仍然是战争的消息。在西线，6月6日登陆的军队正在向内陆缓慢地作战推进。在东线，东方盟国的夏季大攻势一天天向前推进。您可以想象代表们在早餐时读着这些报道，把报纸折好放在盘子旁，然后沿着走廊走去，讨论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的规则。

三个星期的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夏日的深夜

如果您看一看会议的日程，您会发现工作被分给了各个委员会和小组，它们的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天黑很久以后。从远方赶来的代表们发现自己坐在闷热的房间里，为条款的措辞争论不休，而窗外夏日的傍晚渐渐褪去。

您必须记住，这座旅馆并不是为这样的工作而建的。会议室太少，秘书太少，复印机也太少，文件分发下来时常常还带着油印机的余温。凯恩斯工作得如此拼命，以致他的妻子和医生都为他的心脏担忧。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休息一天。然而他坚持了下来，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耐心主持着他的委员会，晚上还向代表们作长篇讲话。那些较小的代表团，来自曾被占领或仍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仔细地听着每一个字。对他们来说，在这些房间里写下的规则，将决定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否重建自己的城市、养活自己的人民。

我希望您想象其中的一位代表，也许是一位来自一个被占领的小国的部长，他自己的首都仍在轴心国手中。他坐在山间一座闷热舞厅里的一张长桌旁，手里拿着一支铅笔，阅读关于贷款份额的条款草案。他的家园处于占领之下，他的家人四散各处，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但他仍然读着每一行，因为总得有人去规划那些将来某一天要用来支付砖块和面包的钱。这种工作里有一种安静的勇气，与战场上的勇气截然不同，而它很容易被忽视。

当然，并不是旅馆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代表，您不应该忘记其他人。有通宵工作的打字员，有把同一个句子在不同语言之间来回传递的翻译，有在长长的走廊里上上下下搬运纸箱的搬运工。有厨师、侍者和客房女服务员，他们许多是为夏天雇来的年轻人，在代表们争论的时候，维持着这座大建筑的运转。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最后文件里，但您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就写在字里行间。

最后文件于7月22日签署

您可能已经猜到，会议原本计划持续大约两个星期。实际上开了三个星期。1944年7月22日晚，代表们聚集在旅馆的大厅里参加闭幕会议。

会议的最后文件，连同关于基金和银行的协定，被摆出来供人签署。来自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明亮的灯光下，在一张长桌旁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凯恩斯提出了最后的决议，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他说，代表们一直在学习如何共事，如果他们能继续这样做下去，人类的兄弟情谊或许就不只是一句空话。他讲完后，代表们起立。他们按照旧日的方式一同歌唱，向他的工作致敬。那时已经很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十分疲惫。

这些协定还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批准，而那需要时间。它们直到1945年12月27日才生效，那已是战争结束几个月以后。同盟国大国之一，东方盟国，曾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并签署了最后文件，但它最终没有批准这些协定。所以，即便是这样周密的规划，也没有把所有人都包括进来。这个圆圈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缺口。我告诉您这些，并不是要批评任何人，而是因为您作为这部编年史的读者，将会看到同样的阴影落在1944年和1945年的许多规划之上。

抽屉里的旧纸币让我明白金钱为何重要

我的祖母去世时，我和母亲花了一个漫长的秋日下午清理她的小公寓，在一只沉重的木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个装满旧纸币的信封。

那是一些大面额的纸币，印着棕色和蓝色，上面有穿高领衣服的男人的肖像和一长串的零。母亲解释说，它们来自第一次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那时物价涨得飞快，一条面包要花一麻袋钱。祖母一生都保存着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还有什么价值，而是作为一种警示。她曾在母亲还是个小女孩时告诉她，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积蓄在一个秋天里变成了废纸。我把其中一张纸币举到窗前，光线透过薄薄的纸，显出了水印。那时我想起了山间旅馆里的那些代表。您或许在自己家里，或者在一家出售旧钱币的店里，也能找到这样的纸币，如果找到了，我希望您能把一张举到光下片刻。正是那张脆弱的纸，让那些代表在夏日的夜晚工作到那么晚。

一座古橡树环绕的砖砌宅邸接待了下一轮会谈

当您翻动日历时，山间会议闭幕刚刚一个月，另一场会议就开始了，这一次是关于政治和平的轮廓。它在西方盟国的首都举行，地点是一座砖砌宅邸，坐落在一个有古老橡树、梯台和喷泉的花园里。

这座宅邸原属于一位前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几年前他们把它捐给了一所大学，作为研究中心。如果您今天到那个花园里走一走，您会发现那里非常宁静，小路从一层梯台通向另一层梯台，树荫下有古旧的长椅。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在那里散步时，一位年老的园丁正用长竿上的小网，非常缓慢地清理一个喷泉池里的落叶，唯一的声音就是水声。宅邸的音乐厅有着高高的彩绘天花板和面向花园的高窗，它成了主会议厅。1944年8月21日，同盟国中三个大国的代表团在那里一同落座，即西方盟国、它在大洋彼岸的伙伴，以及东方盟国。他们的任务是为一个新的世界组织起草方案，这个组织将在战后维护和平，成为两次大战之间那个国际联盟的一个更强有力的继承者。

会谈的第一阶段持续到9月28日。由于东方盟国当时尚未参加亚洲的战争，它没有与在那场战争中作战最久的那个大盟国同桌而坐。于是，第二阶段由那个盟国的代表团取代东方盟国的代表团，于9月29日至10月7日单独举行。同样的花园，同样的音乐厅，许多情况下也是同样的西方代表，只是在门口迎来了新的客人。

请把这两次会议画在一条方格纸上

这里有一个小练习，我希望您试一试，因为它能让1944年的夏天以一种日期清单无法做到的方式变得清晰可见。

拿一条方格纸，就是学校算术本上用的那种，让每一个方格代表一天。把山间会议的方格涂上颜色，从7月1日到7月22日，您会涂满二十二个方格。七月底和八月大部分日子的方格留白。然后把宅邸会谈的方格涂上颜色，从8月21日到10月7日，您又会涂上四十八个。现在看一看整张纸条，上面有七十个涂了颜色的日子。接着，在它下面用小字写下同样那几个星期里的一些重大战役和悲痛：西线树篱间的战斗，东方一座首都里漫长的起义，大洋战争中诸岛上的战役。您会看到，在每一个涂了颜色的日子里，都有男人和女人在许多条战线上死去。山间和宅邸里的规划者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仍然工作着。他们相信，死者理应得到一个比上一次更好的和平。

一个委员会为投降后的那一天在地图上画线

当代表们在音乐厅里交谈时，另一群人正在为西线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天在地图上画线。

一个由三个同盟国大国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自1944年初起就一直在西方同盟国的一个首都开会。1944年9月12日，其成员签署了一份议定书，把轴心国主要大国的领土划分为若干占领区，每国一个，并为其首都作出了特别安排。11月的第二份协议补充了管制的细节。后来，在1945年，又为另一个西方盟国增加了第四个占领区。这些线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用彩色铅笔画出来的，比它们所预设的那次投降早了七个多月。它们将在几十年里塑造数百万人的生活。您或许会和我一样，在读到这些时很难不感到某种凝重，因为您能在那些地图上同时感受到规划者的用心，以及他们所做决定的沉重分量。

方案公布了而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1944年10月7日，宅邸里的会谈结束，10月9日，方案被公之于世，供全世界阅读。

如果您今天读它们，您会发现它们描述了一个由全体成员国组成的大会、一个为大国设有常任席位的较小的安全理事会、一个秘书处和一个法院。它们描述了争端如何和平解决，以及这个组织可以如何对侵略采取行动。报纸全文刊登了文本，人们在漫长的秋夜里坐在餐桌旁阅读它。但有一个问题被搁置了下来，而且是一个大问题。代表们无法就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如何投票达成一致，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否阻止就一项它自身卷入其中的争端作出决定。这个问题被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冬天将要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上。您现在应该已经熟悉这种模式了。它是一种熟悉的模式。规划者们画好了桥，但它的一个中央拱券仍然缺失，每个人都看得见那个缺口。

古橡树的花园在十月的傍晚安静下来

当您想象最后一批代表在10月7日离开宅邸的情景时，请记得，花园里的橡树那时已经开始变色了。

我喜欢想象那个场景，我也邀请您和我一同想象，尽管除了日期之外我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录。汽车停在碎石路上等候，发动机轻轻地运转着。一位园丁拿着耙子退到梯台之间，看着客人们穿着深色大衣走下台阶。音乐厅的窗户又亮了片刻，然后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花园围墙之外的某处，附近一座教堂的钟开始为晚祷敲响。钟声细弱而平稳。空气清凉。代表们在车门前停下脚步，也许并不知道为什么，侧耳倾听。

在大洋彼岸的远方，在仅仅几周前才获得解放的城镇里，同一个秋天也有别的钟声在响起，其中有些是四年来第一次敲响，敲钟的那双手几乎已经忘记了该怎么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