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守一分钟的静默

战争并不是在某一天结束的，因此也无法只在某一天被纪念。它那许许多多的终结，跨越了三十年，遍布于整个世界的钟面之上，它们向您提出一个安静的请求：在各自的时辰里纪念每一次终结，也纪念每一方那些曾为它而等待的人们。

您会记得火车包厢里的那些年轻旅客，他们把三明治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而旧日战线上的田野在窗外掠过。那天傍晚，他们越过了一条边界，却没有察觉到它。我常常想，他们的没有察觉，是这本书中所有终结里最后一个、也最温柔的一个。

然而，我不希望您只带着他们合上这本书。在火车载着他们驶出视线之前，我希望您和我一起，沿着那一行日期再往回走一次，就像人们在最后一节车厢驶离之后沿着站台往回走那样。

我们再一次沿着那一行日期往回走

我们从1943年9月3日的橄榄树下开始，在那里，一位身穿便服的将军在一顶帐篷里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停战协定。五天之后，9月8日，它被向世界宣布。1944年，轴心国中较小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8月23日王宫里的一次政变，9月12日在东方盟国首都签署的一份停战协定，9月19日北方的停战协定，10月28日又一份。每一份都是一场谈判，每一份都在其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5年春天，终结来得更快了。4月29日，在南方的一座宫殿里签署了一份投降书。5月4日，军官们站在一片风大的荒原上的一顶帐篷里。5月7日凌晨2时41分，一位将军在一座红砖校舍里签了字，5月8日将近午夜时，同样的投降书又签了一次。5月9日，西方的岛屿获得解放，5月20日，北方一座岛屿上最后的起义归于沉寂。

然后是亚洲战争的那个夏天。7月26日，宣言从一座湖畔宫殿发表。8月6日和9日，新型炸弹落在两座城市上，8月9日，东方盟国参战。8月15日正午，一个录下来的声音从噼啪作响的扩音器里传出，9月2日九点零四分，一位拄着手杖的外交大臣在海湾里一艘战列舰的甲板上签了字。

如果您把这些日期排成一行，您就会看到，它们就像一条非常长的铁路线上的一个个车站。列车减速驶入每一站，停留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没有哪一个车站是旅程的终点。

这些车站中，有些又大又有名，站台上有人群和摄影师。另一些则是小小的乘降所，只有寥寥几个人在雨中下车，没有人来接他们。您会注意到，我努力像对待那些大站一样用心地对待那些小小的乘降所，因为在那里下车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同样重要。

最漫长的终结是以多年的等待来衡量的

在甲板和军刀之后，是漫长的岁月。遥远东北营地里的战俘们乘着火车和轮船回家，一直到1956年12月的最后几天。条约在1947年、1951年、1955年和1956年相继到来，每一项都关上了一扇自战斗停止以来一直半开着的门。一名中士于1972年1月从丛林里走出来，一名少尉于1974年3月倾听了一道从一张纸上宣读的命令。

您会注意到，这些较晚的终结常常被人遗忘。它们没有著名的照片，没有广场上的人群，没有钟面上的某一个时刻。它们属于厨房、码头栈桥、转运营和乡村车站，在那里，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地得知，自己的战争结束了。

我想，这些正是一位热爱历史的人最应当小心珍藏的终结。它们提醒您，历史书上的每一个日期，也是一位母亲或一个孩子生命中的一个日期。

签字的人们更多的是疲惫而不是骄傲

当我回顾所有这些房间时，我惊讶于其中的人们是多么疲惫。橄榄树下的将军，校舍里的军官们，拄着手杖的外交大臣，最高统帅身后那两位消瘦的将军，大教堂里的两位老人：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征服者。他们看起来像夜行旅程终点的旅人，衣服起了皱，眼皮沉重。天皇在午夜前对着麦克风把他的话读了两遍，因为第一遍太轻。甲板上的那位年轻外交官数着缓慢的分钟，后来又问自己，如果换了是他自己的一方，是否也会如此宽厚。那位签错了行的上校，想必和甲板上的其他每一个人一样疲倦。即便是声音平静的最高统帅，也是以一段祈祷而非一番夸耀来结束仪式的。还有森林空地上那位已成了书商的老军官，他手里的那张纸在颤抖。您可以把整部终结的编年史读作一部疲惫双手的编年史，这些手一个接一个地放下了笔、军刀和纸张。

您也许曾以为，一场大战的结束会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档案讲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即使是胜利者，也常常写到寂静，写到悲伤，写到那些没能在场看到这一刻的朋友。

这其中有一种东西让我感到安慰。当人们疲惫得无法感到骄傲时，他们有时反而准备好了宽厚待人，而那些年里许多最好的话语，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说出的。

每一方的死者都被计入同一段漫长的静默

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常引用的数字在七千万到八千五百万之间，士兵和平民合计，来自每一个参战的国家，也来自许多并非自己选择卷入的国家。死者中平民多于士兵。他们死于战斗，死于轰炸，死于集中营，死于饥饿，死于逃难。在每一个死亡背后，都站着一个家庭，他们等待一封信，然后等待名单上的一个名字，然后什么也不再等待，只求哀悼的权利。许多坟墓有名字，许多没有。有些位于大墓地里，墓石排成笔直的行列，志愿者们每年夏天来割草。另一些则位于森林里，位于早已重新耕种过的田野里，或者位于海底，那里无法立碑，也无法点燃蜡烛。当您守一分钟的静默时，您也是在为这些人守，为那些没有人知道其所在的人守。我发现，记住静默本身不需要地址，会对我有所帮助。它到达那些无标记的地方，和到达有标记的地方一样确定无疑。

我不会描述他们是怎样死去的。您从这本书里的日期中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我宁愿您在静默中而不是在画面中记住这个数字。如果您试图想象七千万人，您做不到。如果您试图想象一个人，您可以做到，而纪念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每一方都失去了它的儿子、女儿和老人。八月最后几个星期里倒下的东方来的军队的士兵，黑暗宫中的年轻军官们，葬身大海的西方同盟国水兵，被大火烧出家园的岛国帝国农民，再也没能回到自己村庄的强迫劳工：他们全都属于同一段静默。

一分钟的静默不会问一个名字属于哪一方。

各国在一年中不同的日子里举行纪念

由于战争结束于那么多个日子，每个国家都逐渐在属于自己的一天纪念它。在大陆上的西方同盟国及其邻国的土地上，5月8日成了纪念日。在东方盟国的土地上，按照他们的时钟，将近午夜的第二次签字已经落在5月9日，于是纪念日定在了5月9日。在西方盟国的城市里，9月2日或八月中旬被定为亚洲战争胜利的日子。在岛国帝国，从1963年起，每年8月15日举行全国追悼仪式，在正午，也就是那个录下的声音响起的时刻，全国各地的人们低头默哀。

起初，您也许会觉得奇怪，同一场战争竟在这么多个日子里被哀悼。我逐渐把它看作一种恩典。在一年中的许多时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总有人在为那场战争中的人们守着一段静默。

如果您外出旅行，您也许可以在您恰好身处的地方守护这其中的每一天。它只需要一分钟，却能把您自己小小的静默，与那些您永远不会遇见的人们的静默连在一起。

黄昏时的一座纪念碑教会了我如何守一分钟的静默

不久以前的一个傍晚，我步行来到一座小城边缘的一个小公园里的纪念碑前。那是一堵朴素的石墙，矮得伸手可及，上面刻着一长栏一长栏的名字。天色渐暗，小路两旁的灯刚刚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发出轻轻的咔哒声。一位园丁推着他的独轮车走向大门，鸟儿在树上安顿下来。

一位老妇人拿着一支装在玻璃罐里的小蜡烛站在墙前。她小心地点燃它，用手挡着风护住火苗，把它放在一栏名字下面的石沿上。然后她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双手交叠。她没有大声念出那些名字。她没有看表。我站在稍远的地方，和她一起等待，大约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她向那堵墙点了一下头，仿佛在道晚安，然后慢慢地走开了。

我一直待到那支蜡烛成为墙边最亮的光。我不知道她是为谁的名字而来，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又一次回到了这本书开始的那个车站站台

那个傍晚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又一次来到了那个火车站台，就是我第一次看着一位老人读一块小小纪念石碑上日期的地方。那又是一个深秋，慢车又晚点了，就像以前一样。石碑旁的长椅自刷了新漆以后，已经有些风化了。石碑本身则丝毫未变。

我站在它面前，从顶端开始读那些日期，从1943年橄榄树的那个月开始。这一次，我知道每一个日期在别的房间里、在别的海岸上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在那几个星期里签署了哪些停战协定，哪些城镇敲响了它们的钟，哪些家庭在码头栈桥上等待过。这块小小的石碑在我看来不再小了。它就像一列非常长的火车中的一节车厢，与其他所有车厢连在一起。

当我的列车进站时，我让它在站台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才登上车。有一天，您也许也会在一块属于您自己的石碑前这样做，并发现那些日期已经变成了人。

自从纪念碑前的那个傍晚以来，每当我守一分钟的静默，我都会想起那位老妇人护着火苗的手。当一分钟显得太长或太短时，您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对您也有帮助。

请把日期排在一条纸上让一分钟过去

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练习，一个安静的练习。拿一长条纸，就是您可能从一卷包装纸边上剪下来的那种。在靠近左端的地方写上1943年9月3日，在靠近右端的地方写上1974年3月11日。在两者之间，尽可能按年份均匀地隔开，写下您从这些书页中记得的其他日期：9月8日，8月23日，5月4日，5月7日，5月8日，8月15日，9月2日，1956年12月26日，以及其他任何留在您心中的日期。

把纸条铺在桌上。您会看到，大多数日期挤在靠近左边的地方，挤在两年的短短一段里，而纸条右边长长的部分几乎是空的。那段空白就是等待所在的地方。那是码头栈桥、转运营和卡片档案的岁月。

现在找一座带秒针的钟或一块表。当秒针走到十二时，把手指放在第一个日期上，保持沉默，直到秒针再次转回到十二。不要刻意去想任何特别的事情。让这一分钟随它自己的方式过去，就像您在铁路道口让一列火车通过时那样，静静地站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驶过、栏杆升起。

我做过这个练习很多次。每一次，似乎都有一个不同的日期留住了我的手指。有一次是8月15日的正午，还有一次是一个寒冷的十二月里木栈桥上的一天，那天一艘船载着最后一大批战俘驶进港来，有些母亲在舷梯上没有找到她们的儿子。

钟声和静默把终结从一座城镇带到另一座城镇

您也许已经注意到，在这些书页中钟声响起过多少次。1944年，在多年的沉寂之后，它们在获得解放的城镇里响起。1945年8月14日傍晚，它们在西方同盟国的城市里响起；1962年7月，当两位老人走进阳光里时，它们在那座大教堂小城的上空响起。在那个小村庄的转运营里，每当一列载着归来战俘的火车到达时，一口钟就会敲响。

静默同样经常标志着那些终结。有8月15日正午校园里的静默，有代表团等待时甲板上的静默，有一位老军官从他的那张纸上宣读命令时森林空地上的静默。钟声和静默并不是对立的。钟声把人们召集在一起，而之后的静默，则是他们共同分享的东西。

有一次，在一列缓慢的乡间火车上，黄昏时分，我们停在一个小小的乘降所，一座乡村小礼拜堂的钟敲响了报时。我那节车厢里的乘客们停止了交谈片刻，没有任何理由，望向窗外的田野。然后机车开动了，谈话又恢复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那短暂的静默是多么自然地降临在一群互不相识的人们身上。

只有当有人继续建造时一次终结才会成为一块基石

这本书里的终结并没有停滞不前。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保护伤者和战俘的公约于1949年8月12日签署。1950年5月9日，一份宣言在一间时钟厅里宣读，1963年1月22日，两个宿敌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是在一次终结清理出来的土地上奠下的一块基石。

但您和我一样知道，基石并不是房子。必须有人年复一年地，以耐心、以寻常的工作，继续在它上面建造。在墓地里割草的年轻志愿者就是这样的建造者。在寻人机构里核对卡片的办事员是，每天晚上在广播中宣读失踪者姓名的播音员也是。

我想，这也许是那许多次终结所给予的最充满希望的一课。和平不仅仅是在一张桌子上签署的。它还要由那些名字从未被印出来的人们来守护。

热爱历史的人把日期当作一种祈祷来怀藏

您和我都热爱历史。我们喜欢一次签字的确切时刻，一块桌布的颜色，一张桌子上笔的数目。我在这些书页中努力给您这样的细节，因为它们使过去变得真实。但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说，细节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下一次当您读到5月7日或9月2日这样的日期时，我请您让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让它成为一扇小门，透过它，您纪念那些在厨房里、在码头栈桥上等待过它的人们，无论他们身处战争的哪一方。以这种方式怀藏的一个日期，就成了一种祈祷，即便对那些不祈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无论在我们之后的岁月里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束它们的人们都将像这些人一样，坐在帐篷里、校舍里和船的甲板上。我希望他们会像您在这本书里遇见的那些最好的人一样，疲惫，谨慎，而又宽厚。

小路两旁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

纪念碑前的那个傍晚，老妇人走后，我沿着小路向大门走回去。此刻灯全都亮了，每一盏都在碎石路上投下一小圈光。在我身后，那支蜡烛仍在墙的石沿上燃烧着。

我在大门口停下，转过身来看了一次。公园里空无一人，墙上的名字在黑暗中已经无法辨认。但那支蜡烛仍在那里，非常小，非常稳，在这片寂静中，我又为他们所有人守了一分钟的静默，为士兵和平民，为战俘和母亲们，为每一方的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