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建造持久的东西

1945年10月24日傍晚，詹姆斯·贝尔纳斯在他办公室里一张擦得锃亮的书桌前坐了下来，一排摄影师靠着他身后的书架站着。他是西方盟国的国务卿，面前放着一份只有寥寥几行的简短文件，那是一份议定书，记录着已有足够多的国家批准了《联合国宪章》。他拿起笔，签了字，随着这个签名，宪章开始生效。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您会记得1974年森林空地上的那位少尉，他倾听着一位老军官从一张在手中颤抖的纸上宣读一道命令。在这里，将近三十年之前，另一张纸在一张书桌上被签署。它没有结束一场战争，但它本意是要挡在世界和下一场战争之间。

我希望您在这一章里把这两张纸一同放在心里。一张合上了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战争，另一张则试图建造一座房子，让这样的战争不再开始。

二十九份批准书使宪章生效

宪章已于1945年4月25日开幕的那次会议上由五十个国家签署，它规定，当五个大国和其他签署国的多数批准它时，它即开始生效。每个政府都必须把文本带回国内，提交给本国的议会或委员会，然后把批准书送过大洋，妥善保存。1945年10月24日，所需的最后几份批准书送到了，其中包括东方盟国的批准书，数目达到了二十九份。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最后一节车厢挂上一列长长的火车、车尾的列车员举起他的旗子的那一刻。

当我们把代表们留在大洋边那座剧院里工作时，您曾和我一起大声朗读过宪章的开篇，您也许仍能听见它那些关于战祸的话语，那战祸曾使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苦。写下这些句子的男男女女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第一次大战中失去了兄弟、儿子或朋友，在第二次大战中失去了孩子或邻居。

如果您现在再读一遍那句话，请在“惨不堪言”之后停顿一下。那并不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写下的。

几个星期之后，1945年11月16日，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一个新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组织法。它的开篇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我一直认为，这是整个1945年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因为它把和平的工作不仅放在会议室里，也放在每一间教室里。

第一届大会在一座由教会建造的大厅里召开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在西方同盟国那个岛国首都的一座带穹顶的大厅里开幕。这座大厅是几十年前由一个教会团体建造的，作为礼拜和举行大型集会的场所。来自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穹顶下就座。外面，街道在冬日里一片灰暗，食品仍在配给，城里许多街道仍可见轰炸留下的缺口。

您也许可以想象代表们早晨步行前往大厅，经过被毁的房屋和商店外排着的长队。他们来到一座尚未修复自身创伤的城市，开创一个世界组织。这其中有一种谦卑，我想它与他们正在开始的工作很相称。

如果您看一看那第一次会议的照片，您会看到一排排疲惫的面孔，其中许多人头发已经花白。有几位代表在战争期间曾坐过牢或躲藏过，有些人是直接从自己首都的废墟中赶来的。他们说着许多种语言，每一次发言之后，翻译们都会起身把它转译成另一种语言。您可以在录音中听到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嗡嗡声，就像列车出发前一台巨大的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的声音。

那是一个开端，而他们知道它是多么脆弱。

一位总统的遗孀主持起草了一份权利宣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个人权委员会成立了，它选举1945年4月去世的那位西方盟国总统的遗孀担任主席。她与一群来自许多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官一起工作：一位来自大陆上西方同盟国中那个共和国的律师，他的许多家人死在了集中营里；一位来自亚洲那个老盟友的哲学家；一位来自那片大内海东岸一个小国的外交官；以及其他人。整个1947年和1948年，他们一连多日开会，为每一个字争论，寻找一份每一种信仰、每一种传统的人们都能接受的文本。

最终稿于1948年秋天在西方同盟国中那个共和国的首都，在一座与一座著名铁塔隔河相望的山丘上的宫殿里讨论。大会在那里开会，是因为它自己的永久会址还没有建成。

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接近午夜时通过

1948年12月10日晚，代表们对宣言进行表决，先逐条表决，然后整体表决。最后的表决是在深夜进行的。四十八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没有国家投反对票，八个国家弃权。结果宣布时，代表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委员会主席鼓掌，她静静地坐在大厅里自己的位置上。

您也许会好奇，为什么要对字句如此用心。答案很简单。战争已经表明，当法律的字句被掏空了意义时，会发生什么。

这份宣言共有三十条。它谈到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谈到公正的审判，谈到思想和宗教的自由，谈到工作和休息，谈到教育。它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指名任何敌人。它是由那些亲眼见过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时会发生什么的人们写下的，他们希望把那份尊严写进不易被遗忘的文字里。

请大声朗读第一条并用秒针来计时

请和我一起试一件简单的事。找一座带秒针的钟或一块表，慢慢地大声朗读宣言的第一条，就像在对着满满一屋子的人朗读一样。这一条写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您大概会发现，这需要十二三秒钟。现在请想一想，在这两句话之前的那场战争持续了多久：在西方将近六年，在亚洲还要更久。

然后把这一条再读一遍，读得更慢一些，让您的声音在“尊严”一词之后停歇一下。我发现，第二遍朗读总是与第一遍感觉不同，就像当您的火车在夜里于一座熟悉的车站减速时，那座车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

1949年的四项公约保护伤者和战俘

1949年8月12日，在一座湖畔城市里，也就是上一个世纪红十字运动诞生的地方，许多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四项新公约。第一项保护陆战中的伤病士兵，第二项保护海上的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第三项规定了战俘必须受到怎样的待遇，第四项是新的，保护战时和占领下的平民。

您会记得遥远东北营地里的战俘，在卡片档案中翻找的家庭，以及1945年8月最后几天在道路上失散的平民。第四项公约正是为这样的人而写的。它无法挽回过去，但它试图确保下一代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有一条成文的规则可以援引。

有一次，我在一间阅览室里捧着这些公约的一个旧印本，那是一本红色封面已经褪色的小册子。纸很薄，字很小，排得密密麻麻。对于承载着如此多的希望来说，它似乎是一本过于朴素的书。

然而，您不应以篇幅来评判这样的书。铁路时刻表也是一本薄薄的书，而整个国家都依它而运转。

傍晚六点在时钟厅里宣读了一份宣言

1950年5月9日傍晚六点，大陆上西方同盟国中那个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站在他所在部里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里，面对一群记者。这个房间因壁炉上方那座大钟而被称为时钟厅。您也许还记得，1947年2月与五个昔日伙伴的和约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签署的。如今，三年之后，部长宣读了一份在前几个星期里秘密准备的简短宣言。

这份宣言提议，把他的国家以及它河对岸的老邻居，也就是西方那个战败的大国，所有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机构之下。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被邀请加入。煤和钢是每一台战争机器的材料，部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希望。他说，生产上的团结将使这两个宿敌之间的任何战争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不可能。

宣言还说，若不作出与威胁和平的危险相称的创造性努力，和平就无法得到维护。当您读到全文时，您会注意到它是多么简短。读完它只需要几分钟，而壁炉上方的那座钟在部长的肩后不停地滴答作响。

1951年4月18日，六个国家签署了建立煤钢共同体的条约，它于1952年7月23日生效。同样的烟囱里仍冒着烟，同样的运煤列车仍在同样的河谷里行驶。但它们如今在一个共同的机构之下运行，宿敌之间的边界开始让人觉得更像是一条线路上的一个车站，而不像是一堵墙。1957年3月25日，同样的六个国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一座古老山丘上一间满是古老壁画的大厅里，他们签署了建立共同市场和和平利用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您可以从时钟厅开始一路追随那一串签名，就像追随一条长长的铁路上的一个个车站。

年轻的志愿者们照料昔日敌人的坟墓

1953年，一个照料西方那个战败大国战争墓地的协会开始为年轻人举办夏令营。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自好几个国家。他们在军人墓地里度过假期，割草，清洗墓石，重新描漆上面的名字。他们照料自己祖父辈的敌人的坟墓，就像照料自己同胞的坟墓一样细心。晚上，他们坐在一起交谈，在每一期夏令营的最后一天，他们常常一起站在一排排墓碑之间，举行一个简短的纪念仪式。

您也许会觉得惊人的是，这项工作在战争结束仅仅八年之后就开始了，那时每一方的许多家庭仍在公开地哀悼。那些夏令营的格言说的是在坟墓之上实现和解。

我曾在初夏走过这样一座墓地，那时草刚刚割过，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气味。墓石排成长长的直行，每一块上都有一个名字和两个日期。许多第二个日期是在1945年春天，离西线的枪声沉寂只有几个星期。如果您沿着一行慢慢走，读一读每一对日期，您就会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多么年轻。

远处某个地方，一座教堂的钟正为晚祷敲响，我静静地站着，直到它停下。

两位老人一起跪在大教堂高高的窗户下

1962年7月8日，西方那个共和国的总统和它老邻居的总理，在西方一座古城的大教堂里举行的庄严弥撒上并肩跪下。一位年逾七十，另一位年逾八十五，两人都作为成年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座大教堂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炮火严重损坏，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得到了修复。而在同一座城里，在离大教堂不远的一座红砖校舍里，西线的投降书于1945年5月7日凌晨2时41分签署。

您可以想象这两位老人在凉爽的石砌中殿里，光线从高高的窗户洒下，唱诗班在歌唱，他们走出教堂时，钟声在城中的屋顶上空回荡。距离校舍里的那个夜晚，才过去了十七年。

我愿意相信，那天的钟声是为两国在那座城周围的田野里安息的士兵而鸣的，他们来自两次大战，长眠在旧日战线两侧长长的行列里。

友好条约于1963年1月22日在一座宫殿里签署

六个月之后，1963年1月22日，同样这两个人在西方那个共和国的总统府里签署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承诺，两国政府将就一切重要问题定期相互磋商。两国的部长们每年将会面数次，政府首脑每年至少会面两次。

签字之后，年迈的总统走上前去，拥抱了年迈的总理，然后亲吻了他的双颊。那一刻的照片显示的是两个身穿深色西装的人，他们看起来既不像胜利者，也不像被征服者。他们看起来像两位终于走到了一段非常漫长旅程终点的旅人，累得说不出多少话来。

您也许会注意到，这项条约根本不是一项和约。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早已通过许多较小的步骤实现了。这是更进一步的东西，是一个继续并肩前行的承诺。

在随后的岁月里，两国政府按照条约的要求举行会晤。它们的部长们坐在同样的桌旁，讨论农业、贸易、学校和铁路。这些都是寻常的问题。但您应当记住，寻常的问题恰恰是昔日的敌人在彼此信任之前无法讨论的。

两国的年轻人开始一起乘坐火车

条约的一部分谈到了年轻人。1963年7月5日，两国政府成立了一个青年交流办公室，把学童、学生和年轻工人送过边界，在对方的家庭里生活几个星期。在随后的岁月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参加了这项交流。他们大多乘火车出行，带着一只小手提箱，口袋里揣着一本常用语手册。

不久前，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我和一群这样的年轻旅客同在一个包厢里。他们大约有十个人，来自旧边界的两侧，年纪大概十五六岁。他们把三明治和巧克力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善意地笑着对方说另一种语言时的笨拙尝试。他们的老师们坐在车厢的尽头，假装看报纸，照看着他们。一个女孩在教一个男孩用她的语言从一数到十，而他总是忘记七。

窗外，田野一片片掠过，正是他们的曾祖父辈曾在那里挖掘战壕、彼此对峙的那些田野。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向外看。他们忙着玩纸牌、吃三明治。我并不认为这是遗忘的标志。

我想，您也会看到我所看到的：对于倒在那些田野里的人们来说，最好的纪念碑，就是一个坐满了孩子的包厢，这些孩子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感到恐惧，而火车正载着他们穿过暮色，平稳地驶向一条他们将在不知不觉中越过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