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九点钟站到甲板上

1945年9月2日，在第一缕灰白的晨光中，重光葵身穿晨礼服、头戴高顶丝质礼帽，乘一辆深色汽车离开了他在首都的家。车窗外的街道灰暗而空旷，一片片被烧毁的街区在寂静中掠过。他是外交大臣，走路要拄手杖，因为十三年前在一次公开仪式上遭到袭击，他失去了一条腿。在那一小列车队里，坐在他身旁的是身着军装的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们后面，还有岛国帝国的另外九名军官和外交官。

那张铺着绿色桌布的长桌，就是水兵们前一天傍晚抬过战列舰甲板的那张，正等待着。此刻，汽车正驶向它，沿着海岸公路开往海湾边的一座港口，停泊的舰只仍排成长长的灰色行列躺在那里。

我希望您陪着这十一个人度过那个清晨的车程，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将要签署的是什么。如果您在心中坐在他们身旁，您就会从较少被描述的那一侧去看这场仪式。

水兵们为签字准备了一张普通的食堂餐桌

您也许会以为，为这样一个时刻准备的桌子，会是一件从某位海军上将的舱室里搬出来的精美家具。事实上，军官们最先试用的那张桌子太小，放不下两份大开本的文件。水兵们于是从士兵食堂里搬来了一张普通的折叠桌，就是年轻人每天早晨在上面吃早餐的那种。桌上铺了一块从一间军官舱室里拿来的绿色桌布，桌后摆了两把椅子，两边各一把。

桌子周围的甲板被刷洗得每一块木板、每一个配件都一尘不染，还为摄影师和摄影机搭建了平台。从桌子那里看得见的每一道栏杆、每一座炮塔、每一架梯子，都分配给了一群军官或水兵，所以您会看到人们层层叠叠地站着，就像一座古老体育场台阶上的观众。身穿白色军装的水兵们被告知在仪式期间保持绝对安静。

我喜欢记住，大洋战争的终结是在一张食堂餐桌上签署的，就是最年轻的水兵们在上面喝咖啡的那张桌子。

代表团从一艘小艇攀上一架陡峭的舷梯

在港口，代表团登上了一艘驱逐舰，驱逐舰载着他们在海湾里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船上没有人多说话。天空阴沉，一阵微风拂过水面。九点钟前不久，驱逐舰靠上了战列舰，这十一个人乘一艘小艇来到舰舷一架陡峭的舷梯脚下。对于装着假腿、拄着手杖的外交大臣来说，攀登这架舷梯很艰难，您可以想象，那短短几米对他来说该是多么漫长。水兵们从每一道栏杆和巨大炮塔的顶上注视着，摄影师们站在为这个早晨搭建的平台上。

代表团登上甲板后，被领到桌前他们的位置上，并被告知等候。他们站成三排，外交官们穿着黑色礼服，军官们穿着军装，面对着桌子默默无言。数百双眼睛落在他们身上。其中一位较年轻的外交官后来写道，他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缓慢。

一位随军牧师作了简短的祈祷。扩音器里播放了西方盟国国歌的录音。然后甲板又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在等待。

九点零二分最高统帅谈到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大约九点零二分，同盟国最高统帅走到桌前，身后跟着同盟国的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他站在麦克风前，用平静的声音讲了几分钟。他说，战争中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了分晓，现在不必在这里争论。他要求双方在签字的时刻都升华到一种更高的尊严。然后，他表达了一个希望，有一天您或许会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读到它的全文。他说，这是他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场合中，将会诞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信念与理解之上的世界，一个致力于人的尊严的世界。

那位曾感到时间过得缓慢的年轻外交官后来为他的天皇写了一份报告。他说，这些话令他吃惊，他在想，如果他自己的国家赢了，是否会说出如此宽厚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在那片甲板上写下的最诚实的句子之一，我邀请您和它一起静坐片刻。

在附近的舱壁上，镶在一个框子里，挂着一面只有三十一颗星的旧旗。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当岛国帝国第一次开放它的港口时，一位准将曾驶入同一个海湾，这面旗就曾飘扬在他的船上。有人把它带过大洋来到这个早晨，好让这两个时刻并肩而立。

九点零四分外交大臣第一个签字

投降书有两份。同盟国的那一份用皮革装订，另一份将由岛国帝国保存，用朴素的帆布装订。大约九点零四分，外交大臣走上前来，摘下丝质礼帽和手套，坐了下来。有一会儿，他似乎不确定该签在哪一行，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走上前，给他指了出来。他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陆军参谋总长跟在他后面。他没有坐下，而是俯身在桌上，站着很快地签了字，仿佛希望这一刻快点结束。

您应当知道，这位将军在八月天皇面前的几次会议上曾反对投降。他之所以来到这片甲板上，只是因为天皇亲自要求他去。

大约九点零八分，最高统帅坐下来，代表全体同盟国签字。他用了好几支笔，一支接一支，每一支写下他名字中的几个字母。他转过身，把第一支笔递给站在他身后的一位消瘦的将军，把第二支笔递给另一位。这两个人在1942年曾指挥远方几处地方的防守，做了三年多的战俘。他们几个星期前才获释，然后飞到海湾来站在这片甲板上。他们的军装松松垮垮地挂在肩上。

当您看着那一刻的照片时，请越过桌旁的那个人，看一看他身后的那两位消瘦的将军。我想，他们比任何演讲都更能说明那些岁月的代价。

九位同盟国代表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

在最高统帅之后，九个同盟国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西方盟国的海军五星上将在大约九点十二分签字。接着是代表亚洲战争中那个老盟友共和国的一位将军，代表西方同盟国中那个岛国王国的一位海军上将，以及代表东方盟国的一位将军。在他们之后签字的，是代表南方一个大自治领的一位将军，代表北方一个自治领的一位上校，代表大陆上西方同盟国中那个共和国的一位将军，代表一个与海洋和堤坝相伴的小王国的一位海军上将，以及代表南方一个岛屿自治领的一位空军少将。每个人都走到桌前，坐下，在两份文件上签字，然后回到队列中自己的位置。

签字的顺序是同盟国各国政府事先商定的。您可以从那一长列军装中看出，亚洲的战争和大洋的战争曾经是多么广阔。来自每一个大洲的人们一同站在一片拥挤的甲板上。

整个签字过程不到二十分钟。然而，那两份文件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国内的数百万人，代表着埋葬在远方的士兵，代表着那些仍在等待消息的家庭。

请在一张纸上画出签名的顺序

请再一次拿起您的铅笔，取一张纸，画一个长方形代表那份文件。在靠近顶部的地方，为岛国帝国的两位签字者写下两条短线。在它们下面，为最高统帅写一条线。再往下，一条接一条地画九条线，在每一条线旁边，按照我上面给出的那样写下签字者的头衔：海军五星上将、亚洲那个老盟友的将军、岛国王国的海军上将，依此类推，直到那位空军少将。

现在拿起您的铅笔，想象一下，九人中第六位签字的那位上校，在帆布装订的那一份上签低了一行。在他之后的那位将军，于是发现自己的那一行已经被占了，便又往下签了一行。对那位海军上将和那位空军少将也这样做，然后看一看您的纸。最后一个人根本没有线可签了，只能签在印好的线下面。

那天早晨帆布装订的那一份上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岛国帝国的代表团发现这个错误后，一位外交官回到桌前，礼貌地询问文件能否以这种形式被接受。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坐了下来，划掉印好的头衔，用手写上正确的头衔，并在每一处改动旁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今天您仍能看到那些手写的更正，有点拥挤，就像一张在列车已经开走之后被人用手改过的时刻表。

我从那个小小的错误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即使在这场战争中最庄严的甲板上，人们也只是普通人，紧张而疲惫，而他们以耐心而非愤怒纠正了它。

九点二十五分一段简短的祈祷结束了仪式

最后一位签字者回到自己的位置后，最高统帅再一次站到麦克风前。他请在场的人祈祷，愿和平如今在世界上得以恢复，愿上帝永远保守它，随后宣布仪式结束。那时大约是九点二十五分。岛国帝国的外交官们鞠躬，收起帆布装订的那一份，被领回舷梯。过了一会儿，云层散开，阳光洒落在海湾上。

小艇把这十一个人载回驱逐舰，驱逐舰又载着他们渡过海水回到港口。下午，外交大臣和参谋总长到宫中向天皇复命。那位年轻外交官的书面报告，连同他关于宽厚的那个诚实的问题，也被呈到天皇面前。据说，天皇读了它，默默地点了点头。您也许会注意到，在那一天的所有报告中，没有任何一方的任何人把那个小时描述成一个愉快的时刻。

不久之后，在一次对国内民众的广播讲话中，最高统帅开头所说的话，您可能会从这本书的书名中认出来。他说，今天枪声沉寂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已经结束。他还说，他是在为那成千上万在丛林里、在海滩上、在深水中永远沉默了的嘴唇说话。如果您今天读一读他的讲话，您会注意到，其中有多少是关于死者的，而关于战斗的又是多么少。

在西方盟国的东海岸，文件签署时仍是9月1日的傍晚。那天夜里，总统在广播中向全国讲话，宣布9月2日为亚洲战争胜利的正式纪念日。对于在那里收听的人们来说，等到他们醒来时，签字已经成了昨天的新闻。

我曾站在当年放桌子的地方那块纪念牌旁

多年以后，我走过了同一片甲板。这艘战列舰早已退役，作为一艘安静的博物馆舰停泊在一个遥远的港口。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几位参观者沿着栏杆缓缓走动。在甲板的木板上，就在当年放桌子的地方，嵌着一块圆形的青铜纪念牌，上面刻着日期和那一场合的文字。一个大约八岁的女孩站在上面，大声地把上面的字读给她的父亲听。

她问父亲是谁在那里签的字，她的父亲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说，双方的人都签了字，他们都非常疲惫。我很少听到过对那个早晨更好的概括。

他们离开后，我又在纪念牌旁待了几分钟。甲板在我的鞋底下极其轻微地晃动着，就像一艘大船总是会的那样，即使它系泊在码头上。我想起了拄着手杖的外交大臣，想起了那位没有坐下就签字的将军，想起了那两位拿着笔的消瘦的将军。

九月里投降扩展到各个岛屿和大陆

海湾里的仪式是那次重大的全面投降，但岛国帝国的军队分布在数千公里的范围内。每个地区如今都需要它自己的仪式，在那里，当地的指挥官们在该地区的同盟国指挥官面前放下武器。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的庞大铁路系统：命令来自总站，但每一条支线都必须在它自己的信号楼里，用手一条一条地关闭。

9月3日，一位曾指挥一大片群岛防御的将军从山里下来，在一座山城的官邸里签了字。9月6日，南方一座大岛屿基地的两位高级指挥官在一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签了字，签字桌就摆在停放的飞机之间。9月9日上午九点，亚洲大陆上的军队指挥官在南方一座古都的一所军官学校的礼堂里，在老盟友的指挥官面前签了字。同一天，在一个半岛上的一座政府大厅里，岛国帝国的旗帜最后一次降了下来。

9月12日，一位代表南方军总司令签字的将军，在赤道附近一座大港口城市的市政厅议事厅里，在该地区的同盟国最高统帅面前，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9月16日，又一份投降书在一座著名港湾上方的总督官邸里签署。在许多较小的岛屿上，仪式是在护卫舰的甲板上和海滩附近的帐篷里举行的，往往只有几十个人在场。

如果您在笔记本上标出这些日期，您会看到，九月的那些终结就像一艘船在宽阔的港湾里缓慢地掉头，一次转动一度。

每一场仪式都很短暂，而每一场都是多年的终结。

在好几片土地上，战争的结束也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独立斗争的开始。对于那里的人民来说，1945年9月并没有合上一个故事，而是开启了另一个故事。

军刀被放在了市政厅和帐篷里的桌子上

在这些仪式中的许多场里，岛国帝国的军官们交出了他们的军刀，军刀被一排排地放在桌子上。对这些人来说，刀不仅仅是一件武器，还是一件传家之宝，往往在他们之前已由父亲或祖父佩带过。有些刀是工匠们在战争之前几个世纪打造的，家人们把它们保存在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您可以想象，那个从腰带到桌面的小小手部动作，该是多么沉重。

接受军刀的同盟国军官们，往往在同样那些岛屿的丛林和海滩上失去过朋友。其中一些人后来写道，他们原以为会感到胜利的喜悦，却只感到疲惫，还有一种令他们自己吃惊的悲伤。如果您曾经结束过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您也许会知道那种感觉：发动机停了，噪音消失了，有一阵子您不知道该把双手放在哪里。

在亚洲战争的广大地域里，岛国帝国的数百万士兵如今被集中到营地里。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海外的数百万平民和他们一起等待着。在南方的岛屿上，每到傍晚，他们坐在棚屋外，望向大海，那些有一天将载他们回家的船只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