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做正派的事

停电的那个夜晚

玛加丽达五十二岁，在一所小学的厨房里当厨师。她住在一栋老公寓楼的四楼，楼里的住户很多都上了年纪。一个冬天的傍晚，一场暴风雪刮倒了这一带的电线。灯灭了，暖气停了，电梯卡在了两层楼之间。外面的雪还在不停地下。收音机里说，电力可能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恢复。

玛加丽达有一个手电筒、几根蜡烛和一个燃气炉。她本可以锁上门，裹着毯子等着。可她几乎没怎么多想，就去敲了邻居们的门。二楼一位独居的老人坐在黑暗中，又害怕又冷。三楼一位带着婴儿的年轻母亲没有蜡烛。五楼一位九十多岁的女士下不了楼梯。玛加丽达送去了蜡烛，用自己的炉子热了汤，端着它在漆黑的楼梯上上下下。她说服了一楼那个她几乎不认识的年轻人，帮她去看看每一户的情况。到半夜时，整栋楼的每一户都有人去看过了，年纪最大的住户们聚在两间暖和的公寓里，裹着毯子，一起喝茶。

第二天电恢复后，几位邻居向她道谢。有一位说她是英雄。玛加丽达笑着摇摇头。“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她说，“我只是做了需要做的事。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

当然，并不是换了谁都会这么做。但玛加丽达描述这件事的方式，即只是做了需要做的事，几乎正是阿尔贝·加缪在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鼠疫》中所描述的那种态度。这一章将探讨这部小说，以及它在艰难时期关于正派、勇气和意义教给我们的东西。

一座被疾病封闭的城

加缪在1947年出版了《鼠疫》。小说讲述了一座普通的海滨小城遭到鼠疫暴发袭击的故事。起初，老鼠开始在街上死去。接着，有人病倒了。当局迟迟不肯承认正在发生的事，但最终，这座城被宣布为疫区，城门关闭。谁也不能出去，谁也不能进来。在许多个月里，居民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和城外所爱的人分离，眼看着疾病蔓延，等待着它结束。

小说跟随着几个人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场危机。有些人试图逃走。有些人借机牟利。有些人寻找宗教上的解释。有些人陷入绝望或冷漠。还有一些人默默地组织起来与疾病作斗争，照顾病人，做记录，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提供帮助。

许多读者把这场鼠疫理解为一种象征，象征着加缪和他那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战争和占领，更广泛地说，也象征着恶与苦难。加缪本人也暗示过，这部小说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读。在疫病流行和其他共同危机的时期，读者们常常会重新拿起这本书，发现它非常直接地对他们说话。但这本书讲的不只是瘟疫或战争。它讲的是，当生活让普通人面对并非由他们造成、也无法完全理解的苦难时，他们会如何回应。

在这个意义上，《鼠疫》与加缪关于荒诞的思想紧密相连，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里探讨过这些思想。鼠疫是荒诞的：它毫无缘由地袭来，不回答城里人的问题，也不在乎他们的希望。问题在于，在它面前该如何生活。

做好本职工作的医生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名叫里厄的医生，到了结尾我们才发现，他也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从疫情暴发的一开始，里厄就不知疲倦地工作，治疗病人，组织救护，催促当局采取行动。他工作时间很长，常常筋疲力尽，而他救不了大多数病人。鼠疫比他的医术更强大。

里厄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如何描述自己的行动。他不把自己看作英雄，也不谈论宏大的理想。在小说中的某个时刻，另一个人物问他，大意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斗争。里厄的回答，我在这里用自己的话转述，是：这是一个关乎普通的正派的问题。而当别人问他正派是什么意思时，他的大意是，对他来说，正派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个简单的回答，已经成为加缪作品中最受人喜爱的思想之一。里厄与鼠疫斗争，不是因为他指望能赢，不是因为他相信某种宇宙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想受人钦佩。他与鼠疫斗争，是因为人们在受苦，而他是一名医生，帮助他们是他能做的事。他的正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实践，日复一日地体现在他眼前的工作中。

里厄也拒绝把鼠疫当作某种应得的或有意义的东西来接受。当城里的一位神父布道说鼠疫是一种惩罚时，里厄无法同意。后来，在眼看着一个孩子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之后，他向神父明确表示，任何解释都不可能让他接受，更不用说去爱，一个无辜的孩子会这样受折磨的世界。这不是对上帝或对神父这个人的愤怒。这是加缪意义上的反抗：拒绝承认苦难是正当的，同时下定决心与它斗争。

里厄的态度为我们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榜样。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无法解决一切，苦难似乎毫无意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不会带来改变。里厄表明，我们仍然可以出于正派，简单而稳定地行动。我们不需要赢，才能让自己的行动有意义。我们只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一直在计数的小职员

《鼠疫》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名叫格朗的普通小职员。他是个安静的中年人，在市政机关里做一份乏味的工作。他没什么钱，也没什么社会地位。业余时间里，他在试着写一部小说，可是多年来他一直在琢磨小说的第一句话，为了追求完美，一遍又一遍地改写。

鼠疫来临时，格朗自愿去帮助那些与疫病斗争的队伍。他的工作并不惊心动魄。他做记录和统计，清点病例和死亡人数，整理信息，好让医生和志愿者们能有效地工作。他在晚上做这些事，在完成自己的正式工作之后，没有怨言，也不求任何认可。

当叙述者思索他的故事里谁可能是英雄时，他指向了格朗，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在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安静的小职员；他身上除了好脾气，以及想写出一本完美之书的那份执拗而又有点可笑的希望之外，没有任何出众之处。加缪似乎是有意选了一位英雄，他恰恰与传统英雄故事中那些惊心动魄、强大有力的人物相反。

格朗表明，有意义的行动不需要惊心动魄。让一个社区熬过危机的，很大一部分是安静、不起眼的工作：做记录、运送物资、做饭、打扫、接电话、去看看邻居的情况。这些工作很少受到颂扬，但它们必不可少。像格朗这样的人，像在自己公寓楼里的玛加丽达这样的人，是人与人之间团结的脊梁。

格朗那句没写完的句子里，也有某种动人的东西。它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危机中做着必不可少的工作的人，也有他们自己小小的梦想、挣扎和荒诞的希望。在加缪的眼中，英雄主义并不属于另一类人。它属于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

决定留下的人

另一个人物是一位名叫朗贝尔的记者，鼠疫开始时他正在这座城里出差。他不是本地人。他爱着另一座城市里的一个女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逃出去，回到她身边。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他都在拼命寻找出路，先是通过正式的申请，后来又通过和走私贩子的秘密安排。

里厄没有谴责他。他理解朗贝尔对爱和幸福的渴望，甚至说朗贝尔想要这些是对的。但随着鼠疫持续下去，朗贝尔一边等待逃走的机会，一边和志愿者们一起工作，他身上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决定留下。他的解释大意是：既然他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那么在这座他已经开始归属的城市仍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自己跑去享受个人的幸福，他会感到羞耻。

朗贝尔的选择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不是被强加给他的。没有人强迫他留下，也没有人会因为他离开而责怪他。他是在诚实地与自己的欲望斗争之后，自由地选择了团结。他的故事表明，正派并不总是轻松的或出于本能的。有时，它是随着经历慢慢生长起来的，因为我们逐渐感到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故事也揭示了关于意义的一件重要的事。朗贝尔原来的意义，也就是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是真实而宝贵的。但通过这场鼠疫，他发现了另一个意义的来源：成为一项帮助他人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爱。他在爱之外，又加上了一种归属于更大事物的感觉。

没有英雄壮举的英雄主义

加缪对宏大的英雄主义和宏大的言辞抱有戒心。在《鼠疫》中，叙述者有意避免过分赞美志愿者们。他暗示，如果我们把那些只是在尽自己本分的人当作英雄，就等于暗示正派是罕见的、例外的，而它本应是寻常的。他想表明，与鼠疫斗争并不是一件需要非凡美德的事，而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事，而且许多人确实做了。

对于普通的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正派看作英雄行为，就可能觉得它与我们无关。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是英雄，所以不能指望我们做出英雄般的举动。但如果正派是寻常的，只是做需要做的事，那么它就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

在小说的结尾，鼠疫退去，全城欢庆。但叙述者里厄想到，鼠疫的病菌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它可以隐藏起来，等上许多年，然后卷土重来。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阴郁的结尾。它是一个现实的结尾。苦难、疾病和不公总会以某种形式回来。与它们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里厄在接近结尾时还说，他写下这段记述是为了作见证，而瘟疫流行的时期让我们明白，总的来说，人身上可以找到的好多于坏。

这种平衡的看法，即苦难永远不会消失，但人身上有许多好的东西，正是加缪伦理思想的核心。它既避免了天真的乐观，也避免了犬儒的绝望。它说：世界是艰难的，而人在其中能够做到非常正派。两者都是真的。

创造团结的反抗

1951年，加缪出版了一部长篇论著，名叫《反抗者》，他在其中发展了自己关于反抗的思想。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反抗主要是个人对荒诞的回应。在《反抗者》中，加缪则认为，反抗也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起来反抗不公，比如一个一直受到虐待的工人终于拒绝了，说已经越过了界限，这时他不只是在捍卫自己。他是在捍卫一种他与所有人共有的东西：一种尊严感，一种不应被越过的界限感。在反抗中，他肯定了一种属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加缪把哲学家笛卡尔那句著名的话，即思考证明了我存在，改写成这样一个想法来概括这一点：反抗表明我们存在，而且是共同存在。

这里关键的词是“我们”。加缪意义上的反抗，是从个人走向群体。当我拒绝接受苦难和不公时，我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别人也有同样的拒绝，我们在这种拒绝中联结在一起。这就是团结：在一切贬损人的生命的东西面前，站在一起。

加缪还坚持认为，反抗必须有界限。在《反抗者》中，他警告了这样一些运动：它们以反对不公的名义，自己变得不公，为了某个未来的理想而为暴力和残忍辩护。他认为，真正的反抗会尊重它所捍卫的人的尊严，包括对手的尊严。他思想中的这一部分导致了他与萨特的公开分歧，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必涉入那场争论。对于普通的生活来说，要点很简单：正派必须用正派的手段来实践。

平常日子里的正派

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经历加缪小说中那样的瘟疫，尽管许多人经历过疫病流行、灾难、战争和危机。但每一种人生都有它自己较小的瘟疫：家人生病，邻居遇到麻烦，同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社区面临困境。每一种情况都提供了一个践行普通的正派的机会。

平常日子里的正派，可能意味着诚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当这份工作服务于他人的时候。可能意味着留意身边谁需要帮助，并简单地提供帮助，不去张扬。可能意味着和别人一起投入一项共同的努力，比如一次街区大扫除、一次学校募捐或一个互助小组。也可能意味着拒绝附和不公正的事，哪怕只是以很小的方式。

加缪的视野表明，这些小小的行动并非微不足道。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意义恰恰就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我们也许无法解释苦难为什么存在，也无法终结它。但我们可以像里厄那样，尽自己的一份力；像格朗那样，做不起眼的工作；像朗贝尔那样，选择归属于这场斗争，而不是独自逃离。

加缪告诫我们不要把正派的人当作英雄，这本身也是一种礼物。它意味着正派并不是留给特殊的人的。它就在你身边，就在今天，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处境。

留意到这一点也许会有帮助：正派往往始于注意。玛加丽达注意到她的邻居们身处黑暗之中。里厄在别人都视而不见的时候，注意到了最早的那些死老鼠。许多正派的行为从来没有发生，不是因为人们不善良，而是因为他们太忙、心不在焉，或者在看别的地方。只是留意我们身边的人，问一问有没有谁需要什么，就是加缪所描述的那种正派的第一步。

平凡正派的四种人生

伊沃三十一岁，是一名送货司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里，许多道路封闭了，他所在地区的许多老人没法去商店。伊沃的公司照常运营，而伊沃还利用休息时间，沿着自己的送货路线挨家敲门，问年长的顾客有没有什么急需的东西。他给好几个人送去了牛奶、面包和药，用自己的钱垫付，请他们方便的时候再还给他。经理知道这件事后，伊沃以为自己会挨批评。没想到，经理设立了一笔小小的基金，还请其他司机也这样做。伊沃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没法在明知人们可能被困在屋里的情况下，开车从那些房子前经过。

美来四十五岁，在一所中学教书。当一个学生的家在火灾中被烧毁时，她默默地在老师们中间组织了一次募集，为这个学生筹集衣服、书本和学习用品，还安排这个学生在几个月里每天早上在学校吃早饭。她没有在集会上宣布这件事，也没有发表讲话。她只是做了需要做的事，就像里厄可能会说的那样。这个学生读完了这一学年，后来写信向她道谢。美来回信说，全体教职员工都帮了忙，她只是其中一员。

德斯蒙德六十八岁，是一名退休的电工。在他住的公寓楼里，许多邻居都为一些小修小补发愁，因为他们付不起修理费。德斯蒙德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每个星期六上午，他把家门敞开，邻居们可以把坏了的台灯、水壶和收音机拿来修。他分文不取，只请大家作为回报去帮楼里的另一个人一把。久而久之，这栋楼变成了一个由小小的互助构成的小小社区。德斯蒙德把它叫作他的“星期六修理角”。他说，自从退休以来，这是他做过的最有用的事。

本章开头的玛加丽达发现，暴风雪的那个夜晚改变了她的公寓楼。从前互不说话的邻居们，现在在楼梯上会互相打招呼。一楼的那个年轻人整理了一份电话号码清单，好让住户们在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时能互相照应。五楼那位年纪最大的女士每个星期日都请玛加丽达去喝茶。玛加丽达仍然坚持说自己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也许，在加缪的意义上，这说得一点没错：她做了普通的、正派的事，而结果证明，这件事非常重要。

伊沃、美来、德斯蒙德和玛加丽达都不出名，他们谁也不会称自己为英雄。每个人都只是看到了有需要的人，然后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的正派都传递给了别人，形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团结的群体。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意义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实践步骤

第一，把做好工作当作一种正派。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去寻找它服务于他人的方式，并尽你所能把它做好、做得诚实，把这当作一种正派的行为。

第二，留意你周围那些小小的瘟疫。注意你的家庭、街区或工作场所里谁正处在困境中。问问自己，你可以提供什么简单的帮助。

第三，珍视那些不起眼的工作。像格朗那样，愿意去做那些让人们得以坚持下去的、安静而必不可少的事，并感激那些做这些事的人。

第四，加入一项共同的努力。找一个大家一起努力帮助他人的团体或项目，参与进去，哪怕只是以很小的方式。

第五，拒绝那些贬损人的东西。当你看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像加缪笔下的反抗者那样，找一种正派的方式说不。要用正派的手段。

第六，不要等着成为英雄。记住，正派是寻常的，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去做需要做的事，就在今天。

简短练习：我的志愿者团队

这个练习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它的灵感来自《鼠疫》中那些组织起来与疫病斗争的志愿者团队。

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城镇、街区或社区正面临一段艰难的时期，比如一场暴风雪、一场疾病或一个难熬的冬天。写下你能提供的技能、资源和时间。要具体：也许你会做饭、开车、倾听、修东西、整理清单、照看孩子、说另一种语言、使用电脑，或者只是去看望别人。

接下来，写下你身边几个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也会出手相助的人的名字。他们可能是邻居、朋友、同事或亲戚。在每个名字旁边，写下他们可能提供什么。

现在，看看你的清单。你刚刚勾勒出了一支小小的正派团队。问问自己：在任何危机到来之前，这支团队现在就能做些什么吗？也许是去看看一位年迈的邻居，共享一份电话清单，帮助一个正处在困境中的家庭，或者只是彼此更好地了解。

从你的清单中选一个小小的行动，在这个月里去做。然后写几句话，记下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会像玛加丽达的邻居们那样发现，在平常日子里践行的正派，会让一个社区更有力量去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未来。

常见问题

“在一个充满残忍的世界里相信正派，是不是太天真了？”加缪不这么认为。他清楚地看到了残忍和苦难，也许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但他也看到，人能够做到非常正派，他相信，承认两者比只看到其中一面更诚实。他的叙述者得出结论说，归根结底，人身上表现出的好多于坏。你不必完全同意，但他的看法并不天真。它是来之不易的。

“如果我太忙或太累，没法帮助别人，怎么办？”许多人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而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也很重要。正派并不要求你把自己累垮。它可以是一些能融入你生活的小小行动：一句善意的话，一个电话，把工作做好，分享你拥有的东西。而且有时候，对自己正派一些，休息，并向别人求助，也是让你日后能够帮助别人的一部分。

“《鼠疫》是一本难读的书吗？”它是一部小说，文字清晰，许多读者觉得它引人入胜。有些部分进展缓慢，尤其是描写这座城漫长的隔绝岁月的那些段落，但这种缓慢正是这本书想要表现的东西的一部分：一场漫长危机那种无休无止、消磨人的特质。如果你对加缪感兴趣，这本书是最好的入门之一。

本章小结

在《鼠疫》（1947年）中，加缪讲述了一座普通的城被疾病袭击、与世界隔绝的故事。里厄医生与鼠疫斗争，不是作为英雄，而是出于普通的正派，对他来说，那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格朗是一位普通的小职员，他做着必不可少却不起眼的工作，被呈现为这个故事里最接近英雄的人。朗贝尔想逃回他所爱的女人身边，最终却选择留下，因为一种把别人抛在身后的幸福，在他看来已经不对了。

加缪避开了宏大的英雄主义，主张把正派看作寻常的事，并在结尾指出，苦难总会回来，但人身上的好多于坏。在《反抗者》（1951年）中，他认为，反抗不公会创造团结，他把笛卡尔的话改写成反抗表明我们共同存在这一想法，以此作了概括；他还认为，反抗必须尊重界限，并使用正派的手段。

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承诺：一个人如何能够日复一日地自由地选择同一条路，以及克尔凯郭尔关于短暂享乐的生活与承诺的生活之间的区别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