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你的自由与我的自由

咖啡馆柜台前的一个请求

米雷拉三十七岁，在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六年前，她用自己的积蓄加上一笔贷款开了这家店，几乎每天都在店里工作。她有三名员工。其中一位叫托米，是个安静可靠的年轻人，二十二岁。一天晚上打烊后，他请求和她谈一谈。

托米说，他被一个培训护士的非全日制课程录取了。课程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而这正是他固定上班的两个班次。他问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时间改到下午和周末。他说他很喜欢在咖啡馆工作，但他一直想从事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这是他的机会。

米雷拉的第一反应是恼火。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很忙，而托米是她最好的员工。改他的工作时间，就意味着要重新排班，培训一个新人，还可能损失一些钱。这家咖啡馆是她靠自己的自由和辛苦打拼出来的。凭什么要为了别人的计划让它冒风险？她差一点就拒绝了。

可是那天夜里，她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八年前，她还在给别人打工，梦想着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当时的经理不允许她去上一门经营课程，她只好辞职去上。她还记得那次拒绝让她多么难受。她问自己：我是只看重自己的自由吗？还是把它看作每个人都应得的东西？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也讲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得最清楚的那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一种关于模糊性的哲学

1947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模糊性的道德》。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常见批评的回应：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价值，那么存在主义就无法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人。波伏娃要证明，存在主义确实有自己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始于对人类处境的清醒理解。

她认为，这种处境是模糊的。这里的“模糊”一词，指的是同时具有两个无法分开的方面。我们是自由的存在，会选择，会创造意义；我们同时也是身体，是世界中的对象，受到处境和时间的限制。我们是个体，每个人都从内部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他人的世界中的成员，依赖着这些人。我们活着，有意识，而我们终将死去。这些方面没有哪一个能抵消另一个。我们必须同时带着两者生活。

波伏娃相信，人们走错路的许多方式，都来自试图逃避这种模糊性：假装自己只是自由的，或者只是一个对象；只是一个个体，或者只是某个群体的一员；无视死亡，或者被死亡吓得无法动弹。她认为，一种诚实的伦理必须接受模糊性，并在其中行事。

这个想法与我们在讲自欺的那一章里探讨过的内容相关。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萨特的警告：不要假装自己只是自己的事实，或者只是自己的自由。波伏娃把这一点推得更远，她追问：一个接受了自身处境的模糊性的人，应当如何生活，尤其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

波伏娃描述了人们对待自身自由的几种态度，每一种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了问题。有些人试图完全回避自由，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没有真正的承诺，任由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些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某个外在的事业或规则。有些人认定，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现成的意义，那么一切都无所谓，于是陷入一种苦涩的空虚。还有一些人为了冒险和享乐本身而投身其中，不怎么在乎身边的人。在每一种情况下，波伏娃都看到了一种失败：没有直面人类处境的全部真相，那就是，我们是自由的，而我们的自由存在于他人之中。

“严肃的人”

《模糊性的道德》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之一，是波伏娃对人们回避自由的各种方式的描述。其中有一种类型，她描述得格外用心，那就是她所说的“严肃的男人”，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严肃的人”。

波伏娃意义上的“严肃的人”，并不只是一个认真对待事情的人。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拿来一种外在的价值，比如一项事业、一条规则、一个机构、一份职业、金钱或一个国家，把它当作绝对的东西，仿佛它独立存在，对他拥有一种不取决于他自己选择的要求。然后，这个“严肃的人”让自己的自由服从于这种价值。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不是我选的。它本来就是对的，我只是为它服务。”

这看起来可能令人钦佩。“严肃的人”往往勤奋、忠诚、投入。但波伏娃看到了一种危险。由于把某种价值当作绝对的，“严肃的人”便躲开了自己的自由和责任。他们不再追问这种价值是否值得为之服务，也不再追问为它服务的方式是否妥当。而且，因为这种价值看起来比任何人都重要，他们可能愿意为它牺牲人，包括他们自己，也包括别人。

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找到“严肃的人”。一位经理如此忠实地追随公司的指标，以至于无视这给员工带来的人的代价。一位家长如此执着于孩子的学业成功，以至于孩子的快乐不再算数。一个人如此投身于某项事业，以至于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当作障碍，而不是当作人。在每一种情况下，一种本身也许是好的价值变成了偶像，而自由，无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被献祭给了它。

波伏娃给出的另一条路，并不是放弃一切承诺。而是把我们的承诺当作自己的自由选择来持守，不断追问它们是否服务于人的自由，并且永远不让它们变得比它们本应服务的人更重要。

自由不是孤立的

波伏娃伦理学的核心，是一个简单却有力的想法。她认为，没有人能够诚实地为自己想要自由，却不同时为别人想要自由。我的自由和你的自由不是分开的，它们紧紧连在一起。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是创造意义、通过计划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我们的计划总是牵涉到他人。我们需要有人一起工作，有人去爱，有人交谈，有人可以学习，有人把我们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在一个他人不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他人受压迫、被噤声或被控制的世界里，我自己的计划也会受到限制。我无法和一个没有说话自由的人进行自由的交谈。我也无法和一个没有自由选择我的人建立真正的友谊。

另一个原因是一致性。如果我看重自由，是因为它让人能够创造意义，那么无论在哪里发现自由，我都必须看重它，而不只是在我自己身上。看重自己的自由，却否认别人的自由，这会是一种自相矛盾。这意味着把自己当作自由的存在，却把别人当作对象，而这恰恰是存在主义所警告的那种自欺。

波伏娃在书中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个想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意思是：充分而诚实地想要自己的自由，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想要别人也自由。只属于自己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特权。

这为存在主义伦理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实用的中心。当我们面对如何对待他人的选择时，可以问：这个行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受它影响的人的自由？它是为他们打开了可能性，还是关闭了可能性？它是把他们当作能够自己做选择的自由的存在，还是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

对米雷拉来说，这个问题改变了她在托米这件事上作决定的方式。拒绝能保住咖啡馆的排班，却会在托米的生活中关上一扇门，就像她以前的经理在她的生活中关上了一扇门一样。答应会给她添一些麻烦，花一些钱，却能为另一个人打开一种可能性；而这样做，也恰恰是在尊重那个让她开起这家咖啡馆的价值：自由。

帮助别人获得自由

如果我们看重别人的自由，应当怎样帮助他们呢？波伏娃在这里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帮助一个人获得自由，并不等于替他做事或替他作决定。它意味着打开一些可能性，让他自己可以选择去抓住。

想一想两种家长的区别：一种家长替十几岁的孩子选择一切，从衣服到朋友再到将来的职业；另一种家长给孩子提供信息和支持，并逐渐给孩子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做选择。第一种家长也许是出于好意，但他们是把孩子当作一个有待塑造的对象。第二种家长则是在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在许多关系中都是如此。老师可以直接给学生答案，也可以帮助他们学会思考。经理可以控制每一个细节，也可以给员工技能和信任，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朋友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有哪些选择。在每一种情况下，第二种做法都尊重并增强了对方的自由。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该直接帮助别人。当一个人饥饿、生病或身处危险时，我们能做的最能让他获得自由的事，也许就是给他吃的、照顾他或保护他。自由需要一些基本条件：食物、住所、健康、安全和教育。波伏娃非常清楚这一点。帮助人们满足这些基本需要，往往是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第一步。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帮助是着眼于对方自己的自由和未来，还是让对方一直依赖我们。在波伏娃的意义上，好的帮助会随着时间推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必要，因为对方自己选择的能力在不断增长。

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方法，在日常情境中会有帮助。帮过一个人之后，问问自己：这个人现在是更能独立行事了，还是更不能了？一个朋友陪你练习面试问题，帮你准备求职面试，这让你变得更有能力了。一个朋友每次都替你写求职申请，也许就让你变得更没有能力了，无论他的用意多么善良。两种帮助在不同的时刻都可能是恰当的。但从长远来看，能增强对方自身力量的帮助，往往更尊重对方的自由。

当自由受阻

波伏娃对自由并不天真。她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生活在严重限制他们自由的条件下：贫穷、歧视、暴力、缺乏教育、不公正的法律，以及封闭了种种可能性的社会期待。她直接书写过这些条件；她后来的著作《第二性》，也就是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的那本书，非常详细地考察了女性的自由是如何被社会所限制的。

对波伏娃来说，光说每个人无论处境如何，内心都是自由的，是不够的。自由必须在世界中、通过真实的可能性来活出来。一个被剥夺了教育、工作或发言权的人，无论内心态度如何，都确实不那么自由。而且，因为我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连在一起，他们所受的压迫也是我的事。

这就引出了对团结的呼唤。如果我们真正看重自由，就不能对阻碍别人自由的条件漠不关心。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全职的社会活动家或倡导者。但它确实意味着，要留意我们周围，在家庭、工作场所、社区和更广阔的世界里，自由在哪里受到了阻碍，并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力去打开它。

这可能简单到倾听一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同事，支持一个帮助人们学习读书识字的组织，把机会分享给机会较少的人，或者改变自己家里某个限制了别人可能性的习惯。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是朝着一个让更多人能够作为自由的存在而生活的世界迈出的一小步。

孩子的世界

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下了一段关于童年的引人深思的思考。她观察到，年幼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似乎早已造好的世界里。规则、价值和意义看起来就那样存在着，是固定的，是大人给定的，就像天空或树木一样。孩子还看不到这些价值是人选择出来的，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在这个意义上，孩子生活在一个严肃的世界里，不必为其中的价值负责。

随着孩子长大进入青春期，许多人开始发现，大人世界的价值并不是固定的事实，而是人的选择。这个发现可能令人兴奋，也可能令人害怕。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必须选择。波伏娃认为，青春期的许多挣扎，都来自这种对自由的觉醒。

她的这段思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人有时会渴望回到孩子的世界，在那里，价值似乎就是给定的，责任属于别人。在某种意义上，“严肃的人”就是在试图留在那个世界里，把某种外在的价值当作固定的、不容置疑的东西。但波伏娃相信，我们无法真正回去。一旦发现了自己的自由，我们就只能躲避它，而无法把它取消。

这段思考对任何养育或教导孩子的人也有实际的一面。孩子需要结构和引导。但随着他们长大，他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机会去看到价值是被选择的，去提问，去讨论，去自己作决定。温和地、以恰当的节奏帮助孩子从童年那个给定的世界走向成年这个需要选择的世界，是帮助他们成为自由的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这个想法也能帮助大人理解自己渴望确定性的时刻。当生活变得非常艰难时，我们许多人都希望有人能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就像父母曾经做的那样。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之常情。波伏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而是说我们应该认清它，然后温和地回到为自己作选择这个属于大人的任务上来。

四种人生，许多种自由

苏尼尔五十二岁，一直希望女儿成为医生，因为他自己当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花钱给她报了额外的补习课，替她选了科目，还一再告诉她这件事有多重要。十八岁时，女儿告诉他，她想学音乐。苏尼尔又生气又伤心。他觉得自己的牺牲被拒绝了。经过许多次艰难的谈话，在妻子和自己姐妹的帮助下，他开始看清，自己一直把女儿的未来当作自己的计划，而不是她的计划。这对他来说很难。但他最后告诉女儿，他会支持她的选择。他意识到，他真正希望她拥有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职业，而是创造自己生活的自由，那正是他自己没有过的。

多罗塔三十三岁。她的丈夫患有一种长期疾病，有时会让他疲惫虚弱。出于爱和担心，她开始为他做得越来越多，替他决定吃什么、做什么活动，甚至和哪些朋友来往。有一天，丈夫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在自己家里像个病人。多罗塔大吃一惊。她意识到，自己在努力帮助他的同时，一直在夺走他的自由。他们坦诚地谈了一次，她学会了问他想要什么，而不是替他决定。他重新承担起许多事情的责任，即使这些事要花他更长的时间。两个人都觉得彼此又更像伴侣了。

凯二十岁，在一所大学读工程。每个星期六，他都去一个社区中心做志愿者，帮家境不宽裕的十几岁孩子辅导数学作业。他不只是给他们答案。他教他们如何自己一步步解题，还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可能没听说过的课程和机会。对凯来说，这是用一种小小的方式去打开一些门，就像多年前一位老师为他打开了门一样。他说，这感觉像是在把一份礼物传下去。

本章开头的米雷拉同意了调整托米的工作时间。重新排班花了些功夫，她还为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雇了一名学生。在整个培训期间，托米一直在周末和下午留在咖啡馆工作。当他终于取得护士资格时，他给她带来一个蛋糕和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谢谢你让我自由。”米雷拉把这张卡片放在柜台后面。她意识到，她的咖啡馆已经不只是她自己的计划了。它也是一个帮助别人建立自己计划的地方。

苏尼尔、多罗塔、凯和米雷拉，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关于别人自由的问题：女儿的职业、丈夫的独立、十几岁孩子们的机会、一名员工的梦想。在每一种情况下，最有意义的回应都不是控制，也不是漠视，而是打开可能性，让对方自己选择。

实践步骤

第一，留意你的偶像。问问自己，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哪种价值，比如一份职业、一条规则、一个标准或一项事业，被你看得比受它影响的人还重要。把它当作一种选择来持守，而不是当作绝对的东西。

第二，问一问关于自由的问题。当你作出会影响别人的选择时，问问自己：这是为他们打开了可能性，还是关闭了可能性？它是否把他们当作自由的存在来对待？

第三，帮助而不控制。当你帮助别人时，目标是增强他们自己选择的能力。提供信息、支持和空间，而不是替他们作决定。

第四，寻找你周围被堵住的门。留意你的家庭、工作场所或社区里，有哪些人被剥夺了可能性。问问自己，你可以迈出哪一小步去打开一扇门。

第五，记住那些为你打开的门。想一想那些帮助你变得更自由的人。考虑一下你可以怎样把这份礼物传下去。

第六，尊重别人不同的选择。当别人用自己的自由作出与你不同的选择时，记住他们的自由和你的自由一样真实。

简短练习：我的生活触及了谁的自由？

这个练习大约需要三十分钟。它能帮助你看到，你的生活是以哪些方式影响着别人的自由。

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一个小圆圈，在里面写上你的名字。在它周围，写下你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些人的名字：家人、朋友、同事、员工、学生、邻居，还有在商店或办事处为你服务的人。从你的圆圈到每个名字画一条线。

在每个名字旁边，写下你的行为为这个人打开可能性的一种方式，以及你的行为可能关闭或限制他的可能性的一种方式。要诚实。我们大多数人两样都在做。

现在，从这张纸上选一个人。想一想，你可以怎样以尊重他自己选择的方式，让他的自由增加一点。这可能是给他更多的责任，倾听他的愿望，分享一个机会，改变一个限制了他的习惯，或者只是问问他想要什么。

写下这个星期你要采取的一个具体行动。一个星期过后，写几句话，记下发生了什么，感觉如何，既包括你自己的感受，也包括在你能看出的范围内对方的感受。

你也可以在纸的边缘加上几个你永远不会见到、但其自由会受到你的选择影响的人，比如制造你所购买的东西的人，或者你所在的更大社区里的人。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你感到内疚，而是为了拓宽你的感受，让你体会到人的自由彼此之间联系得有多紧密。

常见问题

“如果我看重别人的自由，是不是就必须让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波伏娃的伦理并不是一条要求接受每一种选择的规则。有些选择会伤害或限制别人的自由，反对这些选择可以是一种捍卫自由的方式。一位家长拦住一个要往车流里跑的小孩，是在保护这个孩子将来的自由。问题始终在于，我们的行动是否着眼于相关的人真正的自由。

“深深投身于某项事业是错的吗？”完全不是。波伏娃本人就深深投身于许多事业。她所警告的是那种严肃的态度：把一项事业当作绝对的偶像，不容置疑，并且愿意为它牺牲人。作为自由选择而持守的深刻承诺，对质疑保持开放，并始终为人服务，那是截然不同的。

“当我认为一个人正在犯错时，我怎样才能尊重他的自由？”这是爱别人最难的部分之一。你可以诚实地说出你的担心，提供信息和支持，并让对方清楚地知道你在乎他。但归根结底，对于为自己的生活作选择的成年人来说，尊重他们的自由，就意味着接受这个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不过，如果有人面临严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险，寻求相关服务机构的帮助是正确的。

本章小结

在《模糊性的道德》（1947年）中，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人类处境是模糊的：我们同时是自由的又是有限的，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是活着的又是终有一死的。许多错误都来自试图逃避这种模糊性。她描述了“严肃的人”：这种人把一种外在的价值当作绝对的，并为它牺牲自由，包括他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

她的伦理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的自由彼此相连，所以一个人对自身自由的诚实愿望，必须包括别人的自由。帮助别人获得自由，意味着打开可能性，而不是控制他们，同时也要满足自由所需要的基本需要。在自由被不公正的条件阻碍的地方，团结召唤我们行动。童年始于一个价值被给定的世界；长大，就意味着发现价值是被选择的。

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波伏娃的一个想法：我们是逐渐成为自己的；我们还将看看这个想法如何适用于身份、标签和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