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　安娜的一年

秋天渐渐转向冬天。薇拉循着那些至今还记得往事的人，循着外婆留下的东西，追寻外婆五十八年前在湖边小镇度过的那唯一的一年。

第12天　照片边上的人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总是不断地从你脚边流过。

湖不是河，可今晚在渡口小屋的台阶上，我想起了他。

亲爱的外婆：

今天傍晚，我把那张全班合影带去给埃米尔看。我用一条干净的茶巾把它包好，揣在外套里，就像你揣着一个温热的面包那样；我在六点前几分钟赶到，免得打断他敲钟。

他先敲了钟。他说，不管谁站在那里，他向来都是先敲钟。六下，很慢，他的手握在钟绳上已经磨得光滑发灰的那一段，然后他把绳子稳稳地攥住，直到最后一点声音越过了水面。直到这时，他才转过身，问我茶巾里包着什么。

我们在他厨房的桌边坐下，头顶亮着灯。我打开茶巾，把照片放在他面前：后排最边上穿着浅色连衣裙的你，分成两排的孩子们，还有右边的边缘上，被切掉一半、卷着袖子靠在大门上的一个年轻人。我什么也没问。走过来的路上，我就已经决定不问了。

埃米尔看了很久。他没有把照片拿起来。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在那个年轻人旁边，没有按在他身上，说：“那是我。我那年二十四岁。我从村礼堂搬了一条长凳过来，给小的那几个站，摄影师叫我离开镜头，我没躲得够快。”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一天。他说他记得那条长凳。他说前排最小的那个男孩哭了，因为他穿的是新鞋。他说拍照之前你把孩子们数了两遍，拍完又数了一遍，因为总有一个会跑到水边去。这些他都是用一种缓慢、平稳的声音告诉我的，就像一个人在念柜子里装着什么。说到你，他只说了一句：“她是个好老师。孩子们走到哪儿都愿意跟着她。”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几个星期，我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一件事，今晚就拿来试了试埃米尔。当你想让一个人给你讲讲一张照片时，别问照片里的人。问照片外面紧挨着的是什么。于是我问他，摄影师的身后有什么。他第一次笑了。他说，是渡船，拴在栈桥边，他父亲叼着烟斗站在甲板上，嚷着中午那一班可不会等什么学校合影。这一个问题打开的东西，比十个关于你的问题还多。任何人给你看一张老照片时，你都可以试试：问他们从站着的地方能看见什么，那些面孔自己就会出来。

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那条茶巾。它是亚麻的，又旧又软。我曾经读到过，为什么擦杯子、包面包的布总是亚麻布。亚麻是用亚麻植物的茎秆做的，纤维又长又光滑，所以擦玻璃杯不会留下绒毛。它吸水快，干得也快，而且和大多数布不同，它湿的时候比干的时候还要结实。每洗一次，它就软一点。一条好的亚麻茶巾，能比最初给它锁边的那个人活得还久，所以那么多厨房里，至今还留着一条角上绣着别人姓名缩写的茶巾。

我走之前，埃米尔把照片还给了我。我说他可以留几天。他说不，照片是属于学校的，而学校现在是我的了。他又用茶巾把照片包好，把四个角整整齐齐地折进去，就像一个独自折叠过很多东西的人。回到家，我把它放回铁盒里，平平地压在卡片底下。

关于水，赫拉克利特说得对。载着你渡湖的那片水早已流走了，你照片边上的那个人如今八十二岁，拄着拐杖走路。可他每天六点还在敲钟，他也还记得你把孩子们数了几遍。有些东西是不会流走的。它们沉到水底，等待着，就像那些被水一直打磨着的石头。

薇拉

第13天　旧点名册

塞涅卡写道：人们在教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在学习。

今天早上，我把它用小字抄在黑板的角落里，是写给我自己的，不是写给孩子们的。

亲爱的外婆：

找到它的是朵拉，不是我。她在学校柜子的最底下找那把大汤勺，在一盒盒粉笔和那个瘪了的地球仪后面，结果捧出来一本长长的、灰色的、布包角的本子。“你外婆的。”她说着，把它放在我的讲桌上，好像它还是热的。

这是你那一年的点名册。每一页的格子都是手画的。左边一列是你学生的名字，顶上一行是日期，从九月到六月，每一个小格子里，出席画一道竖，缺席画一个圈，全都是同一种蓝黑墨水，同一种圆圆的笔迹。我认得这笔迹。它就是你食谱卡片上的笔迹。“两个鸡蛋，充分打散。”“出席。”在一个蛋糕的方子里和一个孩子的出勤记录里，看到字母p上同样一个小小的圈，这感觉真奇怪。

午饭时，朵拉和我把汤碗推到一边，一起把名字一个个看过去。镇上的每一户人家她都认识。她会把手指按在一个名字上，说，这是伊达的外公，他现在还在补渔网。这是皮普的姑婆，她搬走过，后来又回来了。这一个是贝亚的奶奶，她爸爸那边的。还有这一个，这儿，是瓦尔加太太，那时她还没结婚。科斯佳的奶奶在你的教室里时才七岁，十一月的整个第二个星期她都缺席了。你在页边用铅笔写着：“咳得厉害，她弟弟也是。”

我的十一个学生里，有九个在你的册子上能找到自家的姓：一个爷爷奶奶，一个姑婆，一个叔叔。我知道这个镇子很小。可我之前没明白，我教的，正是你学生的孙辈。

朵拉说，这里就是这样。人们去了城里，有些人又回来了，同样的姓氏坐在同样的课桌前，一年又一年，就像每次洗完都放回同一个架子上的盘子。她自己不在你的任何一页上，因为她家是后来才搬到镇上的。她说她一直对这件事有点耿耿于怀，说完就笑了，可她的拇指顺着那一页的页边，慢慢地、慢慢地划了下去。

下午，我和全班一起试了一件事。我给每人发了一张好纸条，让他们用自己最好的字，慢慢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再写上日期，别的什么都不写。伊达用力太大，把纸都戳穿到了桌面上。皮普把名字写了三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科斯佳问这是写给谁的，我说，是写给五十八年后坐在这张讲桌前的那位老师的。之后他们都变得很安静，写得仔细多了。我把纸条装进一个信封，夹在你点名册的封底里。任何一个孩子，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试试：写下自己的名字，就好像有一天，一个爱你的陌生人会读到它。

他们写字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你的墨水。它没有像廉价墨水那样褪色。它反而变深了。老式的蓝黑墨水里常常含有铁。它刚落在纸上时是柔和的蓝色，然后，过上几天，铁遇到空气，把线条变成黑色，并让它牢牢地扎进纸里，有点像好桌布上洗不掉的茶渍。所以它才是点名册和档案用的墨水。它本来就是要比握笔的那只手留得更久的。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页，在最后一排竖道下面，你写了一行字：“最后一天，全员出席。”然后是你的签名，安娜·索雷尔，后面加了一个句号，就像轻轻地关上一扇门。

孩子们回家以后，我对着那一行字坐了很久，炉子渐渐凉下来，嗒嗒地响着。

塞涅卡说得对。我以为我会教这些孩子认字母、做算术，结果是他们在教我认识一个小镇，而点名册在教我认识你。放学时贝亚问我，为什么对着一本旧灰本子笑，我告诉她，我在学东西。她说老师应该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我说，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