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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一封信保持温暖 · 纳扎尔·卡卢金

第30天 岁末的蜡烛

“那支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耀得多么远!一件善事也正像这支蜡烛一样,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发出广大的光辉。”莎士比亚的一出喜剧里,鲍西娅在夜里回家,看见自家厅堂里点着一盏灯,就这样说。

她说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今晚在我眼里,世界并不罪恶,只是疲倦,而且很黑很黑。

亲爱的外婆:

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夜,湖边小镇到处都点着蜡烛。我直到今天下午才知道这回事,那时瓦尔加太太在商店门口拦住我,问我窗台上有没有准备一支。我说我有一盏灯。她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我说要用水壶烤鹅似的。“蜡烛,”她说,“每扇朝着湖的窗户都要点一支。你外婆当年就在她的窗前点过一支。她是头一个这样做的老师。”

于是我买了两支,白色的,素素的,科斯佳把它们揣在外套里替我拿回家,小心得不得了,好像揣着两个鸡蛋。

瓦尔加太太告诉我,这个风俗比镇上任何一个人都老。湖冻住了,渡船开不了,人们就沿着那一行云杉步行过湖;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夜,岸边的每户人家都在窗前点一支蜡烛,好让还在冰上的人看得见房子在哪里。如今没有人夜里过湖了。蜡烛却留了下来。她说,在你来的那一年之前,从没有人记得学校在岁末亮过灯,因为老师们放假总是回家去。你没有走。你留了下来,在教室的窗前点了一支蜡烛,又在这栋房子的厨房里点了一支,整片湖岸第一次看见学校亮着。

我问她你为什么留下来。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她那时只是个孩子,除了那点光,什么也没留意到。

黄昏时,我跟着格蕾塔走了一圈,她知道哪些窗户朝着湖,哪些不朝。我们在教室的窗前放了一支蜡烛,就在炉子上方的窗台上;又在这里厨房的窗台上放了一支,就在门框那些铅笔印的下面。然后我们走到栈桥上回头看。整片湖岸点缀着小小的金色光点,就像把一只漏勺举到灯前时看见的那些小孔。学校也是其中的一点。我在那里一直站到脚都冻僵了。

我想让蜡烛一直燃到午夜,就照朵拉教我的做。点蜡烛之前,先把烛芯剪短,剪到大约你最小那根手指的指甲那么宽。烛芯太长,火苗就又高又冒烟,蜡烧得也快。烛芯短,火苗就小而稳,烧得慢。再把蜡烛立在一碟沙子或盐里,离窗帘远一点,这样就算它歪了,也是歪向烧不着的东西。听起来不值一提。可是现在已经十一点了,我的蜡烛还在燃着,而去年我在城里点的那些,不到十点就烧完了。

我读到,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人们点的是牛脂蜡烛,也就是用动物油脂做的。牛脂蜡烛冒烟,噼啪作响,有一股厨房的气味,每过几分钟就得剪一次烛芯。蜂蜡烧起来干净又香甜,可是太贵,只有教堂和有钱人家才用。所以,穷人家窗前的一支蜡烛,是一份真正的礼物。有人把屋里的一点光让了出去,好让外面的陌生人能看见。

六点钟,埃米尔照常敲响了钟。后来,我看见渡口小屋的窗前也点着一支蜡烛,小小的,稳稳的,朝着湖水。沿着路往上,木工坊那边也有一支,旁边还有一支更小的,我想一定是米拉挑的。

莎士比亚笔下的鲍西娅看见一支小小的蜡烛,就想到了黑暗世界里的一件善事。外婆,我想二十二岁的你是懂得这个的:岁末时你留在空荡荡的学校里,为整片湖岸点亮了它。瓦尔加太太至今还记得那点光。她说她已经记不太清你的脸,也记不清你的声音了。可她记得,学校原本是黑的,后来就不黑了。

我的两支蜡烛还燃着。我会让它们一直燃到午夜,然后用沾湿的手指把它们掐灭,就像你教我妈妈的那样,这样烟就不会满屋子都是。

新年快乐,外婆。

薇拉

第31天 冰上的散步

普希金的一首冬天的诗,开头是平平常常的一句:严寒和太阳,真是美妙的一天!

整个上午,这句诗都在我脑子里,而这一天也没有辜负它。

亲爱的外婆:

那天是星期六,严寒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埃米尔说,湖不是一下子冻住的。它从边上往里凝,就像蛋奶冻从盘子的四周开始凝固,中间软得最久。所以这里没有人走到湖心去。靠岸的地方,在旧栈桥旁边,冰又厚又是灰蓝色的,孩子们每年冬天都在上面滑。

托马斯一早就去了。他在栈桥边钻了一个小洞,用他的折尺量了量。冰比他的手还要厚。他把尺上的数字指给我看,好像那是一张收据,我因此喜欢他。米拉已经穿上了冰鞋,在离栈桥不远的一块扫干净的冰面上一圈又一圈地滑,围巾在身后飘着。

我们沿着岸边走,从不走出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冰面上的雪在靴子底下吱吱作响。风把雪吹干净的地方,冰是深色的,能看见里面一缕缕冻住的白色气泡,就像一个发得很好的面包里的气孔。托马斯走在稍前一点,用一根长杆敲着冰,他说他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他祖父也是。科斯佳拖着雪橇下来了,接着是阿里,他已经好了,为此很是得意,有一阵子到处都是喊叫声。阿里想走出去看看湖心。托马斯只是指了指远处那条深色的线,那里的冰变薄、变灰,说:“那一片是留给鱼的。”阿里马上就接受了。规矩只要带着一个孩子看得见的理由,孩子就会听。

这里插一小段闲话,因为那天晚上我查了查。透明的冰,就是深色的那种,比白色的冰结实得多。白冰是雪或雪水在上面冻成的,里面全是空气,所以懂冰的人只把它算作一半的厚度。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量的是白冰底下那层透明的冰,而不是整个厚度。他说,细心的人在解冻之后、大雪之后,还有在芦苇和栈桥桩子附近,都会再查一遍,那些地方的冰往往比较弱。

后来孩子们到瓦尔加太太家喝可可去了,栈桥边只剩下托马斯和我。太阳已经很低了。一切都染上了那种粉金色,就像一锅黄油快要变褐之前的颜色。我们站在那里,没说什么话。我说我的鼻子冻麻了。他说看上去好好的。然后他吻了我,或者是我吻了他,说实话我也分不清是谁,那个吻很短,很冷,也很温柔。之后他笑了,因为他的手套冻在了长杆上,我也笑了,我们手拉着手沿着岸边走回去,一直走在孩子们留下脚印的厚冰上。

我想留住那一分钟,就试了一个你也可以试的办法。离开栈桥之前,我在心里说出五样东西,每种感官一样。雪的吱吱声。渡口小屋烟囱里飘来的柴烟味。芦苇上粉色的光。冷空气的味道,有点像铁。他的毛线手套,贴在我手上粗粗的。我读到过,一段同时用所有感官记住的回忆,以后更容易找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这一段我找得到。

六点钟,渡口的钟声越过冰面传来,那声音又清又长地传到我们这里,好像是湖把它托了起来。埃米尔站在他那座栈桥的尽头,在挂钟的柱子旁边。他朝我们抬了抬一只手,就走回屋里去了。我想他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说,他一向如此。

外婆,你有没有在寒冷里和他一起站在那座栈桥上?我想你站过。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该站的地方,冰是安全的,光也正好。

普希金的那句诗写的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一个还在睡觉的姑娘,和一架等在门口的雪橇。我的是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拿着折尺的木匠,和一个穿着冰鞋的孩子。严寒和太阳,真是美妙的一天。他说得对,我也一样。

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