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记得梦，就等于没做梦吗？

很多人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做梦。

很多人相信，有些人就是不做梦。他们说起自己时耸耸肩，好像这就跟不会吹口哨一样：别人会做梦，而他们从上床到闹钟响之间，只有一段安静的黑色空白。

事实上，几乎每个人每天夜里都做梦，而且通常不止一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做不做梦，而在于记不记得。大多数梦在醒来后几分钟内就会被忘记，常常在我们还没坐起来之前就忘了。一个说自己从不做梦的人，通常是梦离开得非常早的人，就像在第一站就下了车的乘客，还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上过车。

弟弟说他不再梦见她了。

那一年，秋天悄悄地来了。傍晚变凉了，学校又开学了，工作间里的光从金色变成灰色，比八月时早了一个小时。弟弟有了一张新的课程表，乐队也有了一个新的排练夜，他把这两张都钉在了她的工作台上方，挨着那张旧渡轮时刻表，什么也没说。

一天傍晚，我发现他双手托着下巴坐在厨房桌边，没有吃东西。

他告诉我，他已经将近三个星期没有梦见奶奶了。夏天的时候，她每隔几个晚上就会来到他的梦里，在工作间，在厨房，或者在公交站。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早上醒来，脑子里空空的，觉得自己好像去过什么地方，却说不出是哪里。

“也许我不再做梦了，”他说，“或者也许我不再梦见她了。我不知道哪个更糟。”

我看得出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他以为，如果她不再出现在他的梦里，她可能也正从他的记忆里溜走，就像一块站牌在你还没看清站名之前就闪了过去。我在他对面坐下，先把我知道的告诉了他，然后，因为那正是一个适合讲故事的夜晚，我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梦在醒来时渐渐淡去，就像从快车上看到的车站。

我告诉他，他几乎可以肯定并没有停止做梦。每个睡觉的人都会做梦，一夜的睡眠会带着我们穿过好几段长长的梦。变化的是我们能带回来多少。

醒来就像从夜班火车上走下来，踏上一个寒冷的站台。有几秒钟，你仍然能感觉到车厢的晃动，看见黑暗的田野一闪而过。然后站台接管了一切，它的灯光、它的嘈杂、它的标牌，旅程就开始淡去。如果你伸手去拿手机，想着学校的事，或者一下子跳下床，梦通常在你的脚碰到地板之前就消失了。它曾经在那里。你只是什么也没带回来。

“所以她可能还在来。”他说。

“她可能每天夜里都在来。你可能只是下车下得太快，没看见她。”

他想了想。他是那种宁愿知道一件事是怎么运作的，也不愿听人叫他别担心的人，我看得出，这比安慰更能帮到他。

我那么早的闹钟，有时会在梦的中途把它截住。

我知道怎么截住梦，是因为面包店。我的闹钟在凌晨三点、在黑暗中响起，有些早晨，它切进一个梦里，就像一列火车在两站之间猛地刹车。有那么一瞬间，我还在那里，不管那里是哪里，然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伸手去开灯。

在那些早晨，我有时能留住一块碎片。奶奶在雨中的公交站，把一台收音机揣在外套里不让它淋湿。一条长长的、摆满钟的走廊，每座钟显示的时间都不同，她的声音说它们没有一座是错的。夜里的渡轮甲板，她的手指着岸上的什么东西，而我始终没能看到那是什么。

在另一些早晨，我什么也留不住。我以前以为那些是空白的夜晚。现在我认为，那只是我一路睡过去的旅程，就像坐通宵大巴时，你在终点站醒来，却记不起途中经过的任何一个小镇。

用日语写成的古老剧目，围绕着一个梦来构建。

那天夜里我给他讲的故事，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类戏剧。大约六百年前，日本的戏剧演员开始演出一些今天常被称为“梦幻能”的剧目。它们缓慢而优美。戴着雕刻面具的演员在屋顶下一块空荡荡的木头舞台上移动，后墙上画着一棵松树。一小组乐师吹笛打鼓，鼓手在节拍之间发出悠长的、渐渐升高的呼喊。

我一提到鼓，弟弟就坐直了。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鼓，有几面，我只好承认，比起打鼓，我对那些故事知道得更多。

这些剧目里的故事遵循着一个模式。一位云游的僧人来到一个很久以前发生过什么事的地方，一处战场，一口古井，或者一座荒废的房子。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当地人，那人似乎对过去知道得很多，多得超出了任何一个当地人应该知道的。然后那人消失了。在下半场，同一个身影以真实的面目回来，成了死在那里的某个人的亡灵，讲述或者舞出自己的故事。到了早上，亡灵不见了，留下僧人思索着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

今晚的故事

这些剧目中最有名的一部叫《敦盛》，通常认为出自伟大的剧作家世阿弥之手。它取材于一个更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强大家族之间的一场长期战争，记载在一部著名的战记故事集里。

在那个更古老的故事里，一场战斗在海滩上展开。战败的一方逃向他们的船只。一位名叫熊谷的老练武士看见一个身穿华丽铠甲的年轻骑手正催马冲进海浪，奔向那些船，就把他叫回来交战。年轻人掉转马头回来了。熊谷把他摔倒在地，扯下他的头盔，却看见他的敌人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少年，和熊谷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他想放过他，可别的士兵正在赶来，他还是杀了他。事后，他在少年腰间发现了一个丝袋，里面装着一支笛子。少年的名字叫敦盛。

在剧中，多年过去了。熊谷已经不再做武士，出家成了僧人。他回到那片海滩，为他杀死的少年祈祷。黄昏时，他听见了笛声，遇见几个割草归来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在别人走后还留在那里，请僧人为死者祈祷，暗示自己和敦盛有关，然后就消失了。

那天夜里，僧人在岸边祈祷。敦盛穿着铠甲出现在他面前，就像他死去那天的样子。僧人吃了一惊，自言自语说，这一定是一个梦。亡灵问他为什么要说这是梦，因为他来，是为了从生前束缚他的东西中解脱出来。

然后敦盛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家族的衰落，战斗前的那个傍晚，营地里的年轻人吹笛唱歌，还有那个早晨，船只已经离岸，没有带上他。当他讲到自己死去的那一刻时，他向他的旧敌举起了刀。然后他停住了。他面前的这个人不再是敌人。他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为他祈祷的僧人。敦盛放下了刀，请僧人再为他祈祷，然后消失了。

在许多这样的剧目里，旅人在黎明时独自醒来。

我讲完后，弟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奇怪的是它竟然这么温柔。一个亡灵，一把刀，一片战场，而最后谁也没有受伤。

我告诉他，这正是我喜爱这些剧目的地方。亡灵来是为了了结一件事，而不是为了吓唬谁。在许多剧目里，相会在第一缕晨光中结束，亡灵渐渐淡去，僧人独自醒来，身边只有松间的风声或海的声音，不能确定这一切是不是自己做的一场梦。戏剧不替他做决定。它让这个问题敞开着，就像走廊里一扇虚掩的门。

我想，这些剧目懂得的，是梦从内部感受起来是什么样子。它持续的时候是真实的。它留下的东西很少。而它留下的那一点点，可以改变你接下来一整天走路的样子。

弟弟的朋友想再听一遍这个故事。

下一个星期六，弟弟乐队里的朋友过来在车库里排练，休息的时候，她和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吃吐司。弟弟给她讲了敦盛的故事，讲得很糟，描述鼓的细节比描述亡灵还多。她请我好好地再讲一遍。

我讲完后，她说，在她六岁那年梦见爸爸站在床尾之后，有好几年，她连一个梦见爸爸的梦都不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以为这意味着她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爸爸不想来。

我把告诉弟弟的话也告诉了她。不记得，并不等于没有做梦；没有梦见某个人，也不等于忘记了他们。她慢慢点了点头，望向车库，弟弟已经一个人又打起鼓来了。“那我试着下车下得慢一点。”她说。

她的维修记录本最后几页写着几个梦。

朋友回家后，弟弟走进工作间，抱回来一摞奶奶的维修记录。四十年来，她一直把它们记在软皮的便宜笔记本里，一本接一本，就像一艘从未离港的船的航海日志。每一行都是一件活儿：日期，顾客住的街道，是哪种钟、收音机或自行车，出了什么毛病，换了什么零件，花了多长时间。她的字又小又端正，第一本和最后一本里的一模一样，她从不涂掉任何东西；如果写错了，她就整整齐齐地划一道线，就像列车员在火车开过之后划掉一个车站。弟弟说，他读这些本子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就像有些人读旧信那样，因为每一行都让她在工作台前重新坐上片刻。

在其中三本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她倒过来写下了一些梦。

只有几个，每个一两行，写着日期。梦见我妈妈在夜班渡轮上，车票在她那里。梦见车站的钟倒着走，却没有人在意。梦见我爸爸的自行车，黑色的那辆，我修好了刹车。

我们读了两遍。然后弟弟小心地合上笔记本，说：“她也这么做过。”

我们在公交总站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两个笔记本。

第二天下午，我和弟弟走到公交总站旁边那家小文具店，奶奶以前就在那里买铅笔，还有她用来记维修记录的便宜笔记本。我们买了两个素面的软皮笔记本，一个蓝色，一个绿色，还有两支短铅笔，因为在床上把笔竖着拿，钢笔会写不出水。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车站的时刻表公告牌，弟弟停下来，把夜班公交车一班一班大声念出来，就像她过去那样。他几乎是无意中用了她的语气，然后他笑了，继续往前走。

今晚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自己从不做梦，或者觉得你想念的那个人不再到你的梦里来了，试着记一个星期梦的笔记本。在床边放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近得不用起身就能拿到。关灯之前，在干净的一页最上面写上明天的日期。这个笔记本只用来记梦，不写清单，也不写作业，好让它一直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醒来时，先不要动。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几个呼吸，就像火车驶进车站时，你在起身拿包之前先静坐片刻那样。轻轻地问自己：我刚才在哪里？

然后把还留着的任何东西写下来，哪怕只有一个词，一种颜色，一种感觉，或者一个房间的形状。不要试图解释它，也不要去判断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什么也没有，就写下“什么也没来”，再写上时间。那也是一条真实的记录。

一个星期后，把这些页从头到尾读一遍。你可能会发现比你预想的更多，其中一些也许就是你想念的那个人，在去往别处的路上，在公交站或门口被你瞥见。

弟弟把蓝色的笔记本放在床边，压在她那只旧旅行闹钟上面。我把绿色的放在我的床边，在第一页写上日期，然后关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