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从我们之外来的吗？

很多人相信，梦是从别的地方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很多人相信，梦见逝者的梦是从外面来的，就像夜里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那位来访者是被派来的，或者是自己来的，在床头站上片刻，然后回到逝者居住的地方去。这是关于梦的最古老的信念之一，至今仍活在许许多多的家庭里。

我们对睡眠的了解却指向另一个方向。睡着的大脑不是一间等着来访者走进来的候客室；它是一间关了灯以后仍在运转的工作间。它用自己的记忆和感受来做梦，用它储存的面孔，它仍能回放的声音，还有它带上床的忧虑。站在床头的那个身影，是从内部、用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搭建起来的。这并不会让梦变得不那么珍贵。它只是告诉我们，梦是在哪里做出来的。

天黑后，河灯一盏接一盏地顺流而下。

盛夏时节，有一个夜晚，我们镇上的人会在河上放纸灯笼。人们在灯笼的侧面写上一个名字，在里面放一盏小灯，然后在老桥边石阶的最下面把它放到水上。那里的水流很慢。灯笼排成一条松松的长线漂走，就像从山上望见的夜班火车亮着灯的车窗。

奶奶每年都去。她喜欢站在桥上，而不是站在石阶上，因为从那里她能看着整条灯笼的线往下游移动，看河水把它带到哪里。

今年妈妈回家过周末，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我们到的时候，她正站在纸灯摊前，非常仔细地挑选一盏灯笼，好像那些颜色都有什么含义似的。弟弟用粗黑的记号笔在他的灯笼上写下了奶奶的名字。我用铅笔在我的灯笼上写，写得很小，然后又写了一遍，写大一些，因为第一遍看起来好像我害怕它似的。

在石阶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河水有石头和温热水草的气味。弟弟把灯笼放下时，它慢慢转了半个圈，就像一班渡轮从码头掉头离开，然后它找到了水流，漂走了。

弟弟的朋友为她爸爸在水上放了一盏灯。

沿着石阶再往前一点，一个女孩跪在水边，双手稳稳地扶着一盏灯笼，等里面的火苗稳定下来。那是弟弟乐队里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爸爸的那个女孩。她松开手，仍旧跪着，看着它，然后走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

她告诉我们，她每年夏天都这样做。她说她几乎不记得爸爸的脸了，只记得他的外套，还有他开车时吹口哨的样子。但在她大约六岁的时候，她梦见他穿着那件外套站在她的床尾，好多年里她都确信他是真的来过。直到十二岁，她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她怕有人会把它解释掉。“就像他是被派来的，”她说，“就像有人放他出来待一个晚上。”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弟弟问。

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只知道那是那一整年里最好的一个晚上。”

弟弟看着我。两天前，他梦见奶奶坐在厨房桌边，给一座小旅行钟上弦，早饭时他问我，那是不是她送来的梦。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我上班要迟到了。现在，看着灯笼一盏盏漂过，我觉得我欠他们俩一个故事。

在最古老的故事里，梦站在床头。

认为梦从外面来的信念非常古老，我觉得古老的诗歌能说明为什么它让人感觉那么自然。在最古老的希腊诗歌里，梦常常被描写成一个站在睡者头上方说话的身影。它有形状，有声音，有讯息，说完了就又离开，就像一个从哪扇门进来、就从哪扇门出去的信使。对于那些没有别的办法来解释如此鲜活的来访者的人来说，这是最直白的解释了。

后来的一部拉丁语长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保留了这幅图景，又加上了另一幅。在第六卷快结束的地方，它描写了梦离开亡者之地时所经过的两扇门。一扇门是用角做的，真实的景象从那里通过。另一扇是用闪亮的象牙做的，虚假的梦从那里被送出去。所以，即使在诗里，从外面来的梦也不能简单地相信。你得想一想，它走的是哪一扇门。

我一直喜欢这两扇门。它们听起来像一座老车站的两个出口，一个朴素，一个气派，而谁也不太确定哪班车从哪个出口发车。

今晚的故事

我给他们讲的故事出自《埃涅阿斯纪》的第二卷，发生在一座被围困了十年的有城墙的城市的最后一夜。敌人假装撤走了。他们在城门外留下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城里的人把它拉了进来，庆祝了一番，现在所有人都睡着了。木马里面，士兵们在等待天黑。

睡着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埃涅阿斯的王子。在夜里第一段沉睡的时候，也就是疲倦的人刚刚得到休息的那个时辰，他梦见赫克托耳站在他面前。赫克托耳曾是这座城最伟大的守卫者。他在不久前的战斗中被杀，尸体被拖在敌人的战车后面。

在梦里，赫克托耳的样子就是那天之后的样子，满身尘土和血污，头发纠结，他在哭泣。埃涅阿斯就像做梦的人常有的那样，不知怎么忘了赫克托耳已经死了。他像迎接一位离开太久的朋友那样招呼他，问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他的脸和身体伤得这么重。

赫克托耳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叫埃涅阿斯醒来，马上离开，因为敌人已经进了城墙，这座城就要陷落了。然后他交给他一项任务。他把城里的圣物和家宅之神托付给他，叫他带着它们渡过大海，去找一个能供奉它们的新家。

埃涅阿斯在喧闹和烟雾中醒来。他爬上父亲家的屋顶，看见城市在燃烧。那一卷余下的部分讲的就是那一夜的故事，在结尾，他背着年迈的父亲，牵着小儿子的手离开了。

等我讲完时，灯笼几乎都已经漂过了河湾。弟弟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让他问那些伤口。”我以前从没注意到这一点。在梦里，赫克托耳避开了自己的死，只谈埃涅阿斯必须带走的东西。

我们爬上了她总是站着的那座桥。

回家之前，我想用她看河的方式看一看河。我们四个人爬上石阶到了桥上，靠在铁栏杆上，栏杆还带着太阳的余温。从上面看，灯笼不再是一盏一盏的光。它们是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线，跟着水流的每一个转弯，在河面变宽的地方慢下来，在一根倒下的树枝后面挤成一团，然后又松开，继续往前，就像夜里一列火车的车厢在转弯。在远远的下游，河水从铁路下面穿过的地方，最前面的那些灯笼已经一盏一盏地熄灭了，不是一下子全灭，而是像午夜过后一个小镇的窗户一扇一扇地暗下去。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每年都选择站在桥上。从石阶上，你看着一盏灯笼离开你。从桥上，你看见它们一起去往哪里。

很长时间里，谁也没有说话。

然后，一列货运火车慢慢驶过下游的铁路桥，车轮在铁轨接缝处咔哒作响，灯笼从它下面继续漂过，好像它根本不在那里。

“她会知道那是哪一班车。”弟弟说。

睡着的大脑从内部搭建它的来访者。

回家的路上，弟弟问了他真正想问的问题。如果在诗里，赫克托耳是从外面来的，那么在他的梦里，奶奶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我所理解的告诉了他。我们睡着的时候，大脑还在继续处理这一天和它背后那些年月，调出记忆、感受和画面，把它们连成一个个场景。它不需要一把开锁的钥匙，就能让我们看到我们爱的人。它已经拥有她了，储存成成千上万个小碎片：她每天晚上都要上弦的那座旅行钟，她坐着时一只脚踩在椅子横档上的样子，她叫我们名字时的声音。在睡眠中，这台机器把这些碎片连在一起放映，于是她又在桌边坐了下来。

“所以是我造出了她。”他说。他听起来并不高兴。

“是你留住了她，”我说，“这不是一回事。”

在我们内心做成的梦，仍然可以属于她。

过桥的时候，我试着解释得更好一些。在黑暗的房间里放电影时，光是从后面的放映机里来的，而不是从银幕上来的。没有人因此觉得银幕上的面孔不那么真实。电影是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日子拍成的，装在铁盒里运到这里，穿过一台机器，好让我们能再看一次。

梦见她的梦就有点像这样。光来自我们的内心，但它放映出来的东西，对他来说是用十七年的她做成的，对我来说是二十三年。他梦里的每一个手势，都先是她的。在他梦见之前，她已经在他面前给那座钟上过一百次弦了。

弟弟的朋友在我们身后一步远走着，她说，这让她对爸爸的感觉变好了，而不是变坏了。“那他一直都在里面，”她说，“哪怕我想不起他的脸的时候。”

妈妈整个晚上几乎什么都没说，走路时，她伸出一只手臂搂了搂那个女孩的肩膀。

今晚试试看

这是一件你可以在睡前做的小事。拿一张差不多公交车票大小的纸条。在一面写上你想念的那个人的名字。在另一面，写下你仍然带在身上的、属于他们的一件平常的东西：他们常说的一个词，系鞋带的一种方法，他们哼过的一支歌，他们对钥匙、咖啡或地图的某个习惯。如果一开始什么也想不起来，就稍等一会儿。通常总会想起点什么，而且往往比你预想的更小、更准确。

慢慢地把两面各读一遍。然后把纸条对折，放在床边，压在台灯或钟的下面。你并不是要把什么东西送到什么地方去。你只是在闭上眼睛之前，留意一下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就像埃涅阿斯捧着交托给他的家宅之神那样。

我在我的纸条上写的是：她总要把时刻表核对两遍，哪怕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弟弟不肯给我看他的。他把纸条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她那只旧旅行闹钟的盒子里，那只闹钟现在就放在他的床边。

妈妈把最后一盏灯笼留在了厨房桌上。

我们到家后，妈妈从包里拿出一盏灯笼。她在摊位上买了两盏，只放了一盏。另一盏她在厨房桌上展开，仔细地在上面写了字，却没有点亮它。

“明年我再把它放到水上，”她说，“我想留一点东西给以后。”

我想我懂。有些东西你要带着渡过去，就像埃涅阿斯把他那座城的神从烟雾中带出来。有些东西你要在桌上留一阵子，因为你还没准备好让它们顺着河漂走。

我们回到家时，房子里满是细小的声音。

窗户从下午起就一直开着。飞蛾找到了走廊的灯。工作间里的某个地方，一座修表匠那个星期才让它走起来的钟走得有点快，好像想追上这一夜余下的时间。

弟弟在楼梯底下停住了。“在我的梦里，”他说，“她看起来更年轻。不像在医院时那样老。比我见过的她任何时候都年轻。如果是我用我记得的东西造出了她，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天夜里我没有好的答案。几个星期后，在夏末一个温暖的傍晚，借着一盒旧照片和一个关于海边王子的故事，我找到了一个答案，下一章就从那里开始。

我们关掉走廊的灯，关上楼下的窗户挡住飞蛾，上楼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