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收藏家买下了市场的钟

长厅的大时钟用两根铁链吊在正中的大梁上。钟面有车轮那么宽，指针是黑铁的，钟摆在一个带小玻璃窗的高木箱里摆动，又慢又稳，像个长跑运动员。

四十一年来，每个星期天沃尔特·耶兰都要爬上梯子给它上弦。他第一次爬上去时才十四岁，就是老上弦人退休的那一周，搬运工们到现在还管那架梯子叫“沃尔特的楼梯”。

钟摆箱上那张纸签写着40，答案就印在大厅每把椅子上放着的拍卖目录里。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六点，老市场要举行告别拍卖会。

咖啡馆的柜台、鱼厅的搪瓷招牌、玩具摊的摇摆木马、毛线摊的彩绘招牌，全都要拍卖。第四十号拍品就是这座钟。

这一年的每个工作日你都从那座钟底下走过，照着它对表的次数多得数不清。看见它身上挂着价签，感觉怪怪的，就像一枚奖牌挂错了球员。

第一：第四十号拍品落到了一个谁也没见过的名字手里

竞拍人在门边的一张桌子前登记，蒂莉·奎伊尔把每个名字写进登记册，再递过去一块漆着号码的木头号牌。有名的收藏家可以记账竞拍，过了新年再付款。拍卖行一向就是这么办的。

六点二十分，一个围着咖啡馆绿白相间告别围巾的男人登记了，今晚半个大厅的人都围着这种围巾。他登记的名字是昆图斯·罗伊尔，一位老钟收藏家，向来通过信件买东西，市场里谁也没见过他。

蒂莉给了他二十三号号牌。她几乎没看清他的脸。“下巴埋在围巾里，”她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匆匆签了名就走了。今晚半个大厅的人都是那副样子。”

拍卖师克塞尼娅·韦恩主持拍卖，嗓音像发令枪。七点钟，第十二号拍品，毛线摊的彩绘招牌，被毛线摊的老太太拍走了，她守那个摊位的年头长得谁也记不清，戴着那顶别着珍珠别针的绿帽子，整个大厅都鼓起掌来。

八点十二分，第四十号拍品，那座钟，落槌给了二十三号号牌，价钱比上弦人五年挣的还多。一声长长的叹息在大厅里传开，就是点球飞过横梁时观众发出的那种声音。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买下了市场的时间。

八点半，克塞尼娅接到一个电话留言。昆图斯·罗伊尔正发着烧躺在家里的床上。他没寄过信，没出过价，也没派过任何人。

克塞尼娅主持拍卖三十年，从没出过一次假出价，她的脸先是白了，接着气坏了。要找警察，她用不着跑远。你正站在茶水壶边上，埃莱娜·多恩督察的一块酥皮点心才吃了一半。

第二：柱子后面的号牌

二十三号号牌是在大厅正中那根柱子后面的地上找到的，就在大时钟正下方。它的木柄上抹着黑乎乎的东西，你把它举到脸前，闻到一股刺鼻的铜油味。

你捏着它的最末端，就像捏一支飞镖那样，免得留下你自己的指纹。

蒂莉为你翻开她的登记册。在“Q.罗伊尔”这个名字旁边的页边上，有一个小小的黑拇指印，刚才忙乱中她没注意到。

多恩下令关上大门。拍第四十号拍品的时候，有人看见三个男人在那根柱子附近，三个人都还在大厅里，都围着绿白相间的围巾。谁也不承认自己拿过二十三号号牌。

第三：落槌时三个男人站在哪儿

沃尔特·耶兰站在他的钟底下，四十一年来每逢集市他都站在那儿。拍卖行请他五点钟最后一次给钟上弦、上油，好让它在拍卖时一直嘀嗒走着，他是用一块抹布和一罐铜油干的。他的指尖上沾着一圈黑。

乌尔里克·斯塔夫利是做旧搪瓷招牌生意的，戴着白棉布手套，他摆弄搪瓷时总是这样。手套一尘不染。他坦白地说，他想要这座钟，好转卖给一个收藏家，可价钱涨疯了。落槌前不久，他去奥迪尔·芬恩太太的茶水壶那儿要了一杯热红酒。

芬恩太太记得清清楚楚。“落槌的时候他就站在这儿，伸着杯子。他哀叹说没拍到钟，把半杯酒洒在了我的桌布上。”她的茶水壶在前门边，离那根柱子隔着半个大厅。

扬尼克·托瓦尔德是个年轻人，来竞拍他祖母的旧摊位招牌，拿的是九号号牌。他整个晚上都从一个纸袋里拿咖啡馆的糖霜酥皮点心吃，手指上白花花的全是糖。

扬尼克也想要那座钟。他祖母就是在它底下躲一场雷雨时遇见了他祖父，他本希望把它送给她。

蒂莉坐在她的桌前，看着钟的竞价像网球多拍回合一样来来回回：左边过道上的九号，柱子那儿的二十三号，九号，二十三号，九号，直到倒数第二口价时九号退出了。

你拿着号牌沿着他们三个人走过去，就像赛前检查鞋钉的裁判，一双手一双手地看。然后多恩在下一件拍品的嘈杂声中，低声把清单交给了你。

看一看手，再看一看手留下了什么。油、墨水、糖和烟灰，都会跟着走。

看一看在要紧的那一分钟，每个人在哪儿，谁看见他们在那儿。

看一看谁在跟谁竞价。隔着大厅你来我往的两块号牌，是两个不同的人举的。

第四：第一种解法，凭号牌柄上的黑渍

从号牌说起。它的柄上抹着带铜油味的黑渍，登记册上那个假名字旁边还有一个黑拇指印。所以拿着它的人，到六点二十分时，手上已经是黑的，而且有铜油味。

乌尔里克·斯塔夫利的白手套一尘不染，所以它们从没拿过那个柄。扬尼克的手上只是沾着咖啡馆点心的糖，黏糊糊的。

沃尔特·耶兰五点钟用一块抹布和一罐铜油给钟上了油、擦了亮，他的指尖现在还是黑的。三双手你都亲眼看过，近得闻得到气味。只有沃尔特的手才可能留下那个印子。

第五：第二种解法，凭隔着大厅的竞价

现在别管黑渍了，用落槌来算。八点十二分，乌尔里克在前门边的茶水壶那儿，隔着半个大厅，一边哀叹没拍到钟，一边看芬恩太太擦他洒的酒。他不可能在柱子后面举号牌。

扬尼克拿着九号号牌，蒂莉看着九号和二十三号从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在过道，一个在柱子那儿，一口价一口价地互相应答。不管多爱自己的祖母，谁也不会隔着房间跟自己竞价。剩下的只有那个从没离开过他的钟脚下的人。

沃尔特·耶兰没有争辩。他摘下围巾，叠得很小很小。“我不能让它落到陌生人手里，”他说，“四十一年的星期天啊。我想着总能想办法凑到钱的。”他从目录上缺席竞拍人的名单里挑了罗伊尔的名字，因为天底下没有哪家拍卖行会向一位有名的钟表收藏家要保证金。

拍卖结束时，克塞尼娅·韦恩把第四十号拍品重新拍了一次。市场的历史协会以公道的价钱为镇上的博物馆买下了它，还要求白纸黑字写下一个条件：沃尔特·耶兰每个星期天继续给它上弦。昆图斯·罗伊尔从病床上捎来话说，他只要一个道歉，别的什么都不要；他得到了一个长长的道歉。

新年的第一个早上，等大厅终于空了，博物馆的人会推着一辆车来把钟取下来。沃尔特已经请求到场。他打算先最后一次爬上他的楼梯，把弦上满，在正午整用一根手指让钟摆停下，好让它在新家里从正确的时刻重新走起来。

芬恩太太一边收拾她的茶水壶一边说，安静的下午再听不见钟的嘀嗒声隐隐地透过墙传过来，咖啡馆就会觉得不对劲了。三十年来她一直听着它，却一次也没留意过。

帮着摞椅子的时候，有一件事你怎么也想不通。六点半，皮姆冒着雪送毛线摊的老太太回家，她得了重感冒，鼻涕直流，你看着他们走的。七点，她却戴着那顶别着珍珠别针的绿帽子，在大厅里为她自己摊位的招牌出价，一声鼻子都没吸。她怎么能在同一个晚上，既躺在床上，又在拍卖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