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将在这一路上遇见的人们

在我们一同启程之前，我想先让您知道有哪些人将与我们同行，因为一部关于终结的编年史从来不只是一串日期；它是一长列的人，他们站在狭小的房间里，握着自己并不想握的笔，等待着改变他们一生的消息。

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名，您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名字，但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像您在火车上结识一位陌生人那样去认识他们，先留意他们周围的地方：橄榄树、粉笔灰、清晨里刷洗干净的战列舰甲板。

在橄榄林里，您将遇见朱塞佩·卡斯泰拉诺将军，1943年夏末，他在一个漫长的下午里等待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将允许他签下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份停战协定。在他身旁，在那一章的背景里，站着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一位被托付带领一个疲惫的政府退出战争的老军人，还有折叠桌另一侧的同盟国军官，其中有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他将在西线战争结束时再次签字。

在北方的森林与湖区，您将遇见卡尔·曼纳海姆元帅，一位年迈的统帅，他必须引领自己的小国退出战争而不使它破碎，他也明白，退出一场战争可能与卷入一场战争同样危险。

1944年夏天，在一座山间旅馆里，您将遇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疲惫而才华横溢，带着文件从一列专车上走下来；还有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在会议桌对面既是伙伴又是对手。这两个人为金钱争论不休，但他们真正描绘的，是一个各国可以彼此贸易而不必彼此交战的世界的轮廓。

1945年2月，在海边的宫殿里，您将遇见那三位人人皆知其名的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但您将先透过两个人的眼睛认识他们：一位是总统的女儿安娜，她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守护着父亲的体力；另一位是首相的女儿萨拉，她往家里写了些愉快的信，讲述漫长的车程和寒冷。

1945年春天，您将遇见哈里·杜鲁门，他在四月的一个傍晚毫无预兆地成为总统，同时继承了战争与和平；7月，您将在湖畔的宫殿里再次见到他，他在那里主持了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重大会议。

5月7日凌晨两点，在一座大教堂小城的校舍里，您将遇见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一位来自东方盟国的军官，他必须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在一份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还有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他代表战败的一方签字，并请求胜利者宽大为怀。

1945年9月2日，在一个宁静海湾中的战列舰甲板上，您将遇见重光葵，这位外交大臣因旧伤拄着手杖缓缓攀上舷梯，代表一个精疲力竭的民族，承担了这场战争中最沉重的一个签名。

1945年秋天，您将遇见詹姆斯·贝尔纳斯，他签署了使《联合国宪章》生效的文件；与他一同出现的，还有在随后岁月里起草宣言、公约和条约的那些更为安静的和平建设者。

此外，还有那些历史书很少提及姓名的人。

您将遇见玛格丽特，一位年迈的敲钟人，她曾在一座结着霜的钟楼里教两个孩子如何倾听钟声；马蒂亚斯，一位我看着他修补一张圆桌的木匠；奥迪尔，她经营着一个市场摊位，我在那里一批清屋旧物的箱子中找到了一本孩子的旧练习簿；渡轮上的安克，她曾为我指出一座在战事结束后很长时间里一直熄着灯的灯塔；海因里希，一位我童年时认识的老铁路工人，他记得那些载人回家的列车；还有克拉拉，她那台老留声机让我明白，一个声音如何能被保存在一张唱片上，并被带着穿过一个危险的夜晚。这些人中，有些是我亲自遇见的，就在我喜欢散步和倾听的那些寻常地方；另一些人，我只是通过他们留下的小小物件才得以认识。

您还将遇见许多根本没有名字的人：在一座断桥上握手的士兵，正午时分围坐在收音机旁的家庭，在遥远的岛屿上等待船只的战俘，每天收听一档宣读失踪者姓名的广播节目的母亲们，还有多年以后乘火车越过一条旧边界、甚至没有察觉到它的年轻学生们。

我请求您以同样的敬意去认识他们所有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方。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战争期间做出过可怕的决定，这本书并不隐瞒这一点；但在战争终结的那些房间里，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继续与停止之间做出选择，而每一个停止的选择，都挽救了原本会失去的生命。

当您读到他们时，我希望您能在笔尖的沙沙声和电话的铃声之下，听见贯穿全书的那个更为安静的声音：那是人们用许多种语言发出的声音，盼望着枪声之后的寂静能够长久。

序章　倾听那许多次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在某一天结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房间里结束的，而是在许多天、许多个房间里，一条战线接着一条战线地结束的。如果您在阅读时牢牢记住这一个念头，那么这场战争漫长的终结，就会比我们大多数人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个日期显得更缓慢，也更有人情。

我们谈起一场战争的结束，常常仿佛那是一扇门，“砰”的一声便关上了。每个国家的日历都给我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挂满旗帜的日子，或是一个默哀的日子。然而，当您仔细审视1943年至1945年的那些岁月时，图景就变了。枪声的沉寂，就像一列长长的夜行列车抵达终点站时车灯一盏盏熄灭那样。它们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地熄灭，各有各的时刻，而后面车厢里的乘客仍然醒着，仍在旅途之中。有些士兵在橄榄树间的一顶帐篷里放下了武器，有些在一座校舍里。有些在一艘战列舰的甲板上放下了武器，还有些直到几十年后，才在森林或丛林中放下。这本书就是这些终结的编年史，按照日历的顺序讲述。我希望您能像一位朋友那样，与我一同缓慢而细心地走过它们。

一位老人在车站的纪念碑前读着上面的日期

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深秋一个阴沉的下午，在一座火车站的站台上浮现在我心中的。那时我在等一列慢车，它已经比时刻表晚了二十分钟。

站台尽头，在一张绿漆早已磨穿、露出木头的长椅旁，立着一块小小的深色石碑。您会在许多车站看到这样的石碑，上面刻着在战争中死去的铁路职工的名字。一位穿长大衣的老人站在碑前，腋下夹着一份折起的报纸。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读着刻在石上的日期，一行一行慢慢移动，仿佛在核对一张时刻表。我注视着他，因为他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在最后一个日期处停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那一栏的上方，好像有一行始终没有读完。当列车终于进站，刹车叹息着沿站台慢慢停下时，他转向我。他十分平静地说，他的父亲是在1949年回家的，那时离战争对其他所有人而言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年。然后他先我一步登上了车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话伴随了我整段旅程，也在那之后很久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您看，对他的家庭来说，战争并不是在印在历史书上的那一天结束的，也不是在举行游行的那一天结束的。它结束于1949年一个平凡的工作日，那天，一个消瘦的男人提着一只硬纸板手提箱从火车上走了下来。然后他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英里，经过那些他将近十年没有见过的田野。像这样的私人的终结有千百万个，存在于战争的每一方。在您将在这些书页中读到的每一次公开签字背后，都站着一大群像那样安静的日子。对于亲历它们的人来说，每一个那样的日子，都和宫殿里的任何一场仪式一样真实。

从那以后，我问过许多年长的人，他们的战争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而我几乎从未听到过两个相同的回答。一位曾在电话局工作的妇女告诉我，战争是在她厨房窗户上的遮光帘被取下的那个傍晚结束的。一位退休教师说，对他而言，战争结束于他的学校重新开学的那个早晨，那时还有一半的课桌空着。一位农夫的遗孀非常轻声地告诉我，对她来说，直到那封说她的兄弟不会回来的信寄到时，战争才算结束。您或许在自己的家里也听到过这样的回答，如果是这样，您已经明白这本书想要说的是什么了。

一场战争结束在人们坐下来签字的房间里

即便是那些公开的终结，那些有笔、有桌子、有摄影师在场的终结，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到来，而非同时发生的。我发现，把这场战争想象成一台有许多齿轮的巨大机器会很有帮助。它的终结，就是这台机器一个齿轮接着一个齿轮地慢慢停转，直到只剩下最小的那些齿轮还在黑暗中转动。

齿轮停转的那些房间，往往朴素得令人惊讶。1943年9月3日，轴心国中第一个退出战争的伙伴，是在一顶军用帐篷里退出的。一位身穿朴素便服的将军在那里，在橄榄树下，签署了一份简短的文件，那时夏日的炎热正压在帆布上。1945年5月7日，西线战争中的轴心国军队在一座用作司令部的红砖校舍里投降。签字是在凌晨时分进行的，地点是一间旧教室，四壁钉满了地图。1945年9月2日，亚洲的战争在一个海湾里一艘战列舰的甲板上正式结束。签字者使用的是一张铺着绿色桌布的普通桌子，整个仪式持续不到半个小时。当您把这三个地方并排放在一起想一想，帐篷、教室和甲板，一个简单的真理便显现出来。和平的到来并不需要一座宫殿。它只需要愿意坐下来、去阅读、并在一页纸上签下自己名字的人。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塑造了此后的每一次终结

要理解这些终结为何会呈现出那样的形态，您必须回到1943年1月的一次冬季会议。西方同盟国中两国的领导人，带着各自的军事参谋，在一座温暖港口城市的别墅式旅馆里会面了十天，那里远离他们自己的首都。

1943年1月24日，在别墅后面草坪上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那位西方盟国的总统说出了一个简短的短语。他说，同盟国除了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之外，绝不接受任何其他结果。这个说法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在记者面前大声说出来，就使它成了一个公开的承诺。这个承诺跟随着此后的每一次谈判，就像一道长长的影子跟随一列火车穿过田野。它意味着不会再有旧式的讨价还价，不会再有对等双方之间条件的交换。它还意味着，战败一方的每一个政府，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接受一件被告知不容谈判的事情。有的政府很快找到了这条路，有的很慢，还有的直到他们的城市和士兵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找到。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责怪任何人，因为这个决定是在艰难的时刻，由背负着沉重担子的人们做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您记住这个短语，因为在我们一同走进的几乎每一个房间里，您都会听到它的回声。

请把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签字的日期并排放在一起

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我想请您做一件小小的功课。您只需要一支铅笔，以及一页书的页边或一个信封的背面。

请写下轴心国的一个伙伴签署第一份停战协定的日期，1943年9月3日。在它旁边，写下这场战争最后一次重大签字的日期，1945年9月2日，就在海湾里的那片甲板上。现在请数一数这两个日期之间的天数，别忘了1944年是闰年，二月底多出一天。如果您仔细数，就会得到七百三十天，也就是整整两年少一天。然后请让您的目光在这个数字上停留片刻。在这七百三十天里，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总有一次终结正在被准备、被签署、被广播、被拒绝，或终于被接受。在这其中的每一天，每一方都仍有人在死去，而那些将终结他们战争的文件，正缓慢地从一张办公桌传到另一张办公桌。当我第一次自己做这道小小的计算时，那是一个冬夜，在我家的餐桌旁，我放下了铅笔。然后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什么别的事也没有做。

这些终结一个接一个到来，如同一条线路上的车站

请想象您能站在那些岁月之上的一座山丘上，沿着它们俯瞰下去。您会看到那些终结如同一条铁路线上的车站般排列开来，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站名牌和自己的时钟。

第一站是1943年9月的那顶帐篷，以及通往那里的漫长夏日谈判。那场谈判始于1943年7月24日至25日的夜里，轴心国第一个伙伴的领导人被他自己的委员会投票罢免之后。下一批车站出现在1944年，那时轴心国中较小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其中一个在8月23日掉转了方向，一位年轻的国王和他的军官们在一个晚上就改换了阵营。另一个在9月4日同意停火，并于9月19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三个于10月28日签署了停战协定。在同样的几个月里，当战斗仍然激烈时，代表们在一座山间旅馆和一座砖砌宅邸里聚会，预先勾画出和平的轮廓。在那些一条街接着一条街获得解放的城镇里，教堂的钟声再次敲响。

然后，车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像一列火车驶入一座大城市时那样。有1945年2月在海边宫殿召开的会议，有4月25日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士兵在一条河边的会师。有5月初的几次签字，有此后几天里获得解放的岛屿和孤立地带，还有7月的那份宣言。有8月15日正午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声音，最后是9月2日海湾里的那片甲板。

然而，这条线路并没有在那里终止，我请您记住这一点。在最后一个大站之外，铁轨继续延伸，伸进战后的岁月。它们穿过数百万战俘和难民漫长的回家之路，穿过那些审判，穿过1947年、1951年和1955年的条约。它们经过1956年那份结束了东方盟国与岛国帝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共同宣言。在这条线路的最远端，站着那些在1972年和1974年才从丛林中走出来的孤独士兵，他们仍然忠于那些从未有人撤销的命令。

每一次终结都有它自己的时辰和自己的寂静

当我阅读那些旧档案时，最打动我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时辰是多么精确。一次投降不只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分钟，由一位文书记下，或从一块表上读出。它常常还伴随着第二个时辰，也就是停火开始的时刻。那第二个时辰，让消息有时间传到远离任何收音机的人们那里。

1945年5月在那座校舍里，签字的时间被记录为凌晨2时41分。停火定在第二天晚上11时01分。在海湾里的甲板上，第一个签名是在上午9点过几分落下的，最后一个大约在二十分钟之后。当您读到这样的时刻时，我希望您能做我慢慢学会去做的事。请停下片刻，想象当笔在纸上移动时房间里的寂静。想象笔尖细微的沙沙声，后排某人的一声咳嗽，鞋子在木地板上的一下挪动。也请想一想远方战线上的士兵，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战争刚刚被一纸签名结束了。在那些寂静之中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疲惫和小心翼翼的希望。

时钟本身并不一致，您在阅读时值得记住这一点。当海湾里的甲板上是早晨时，在大洋彼岸那位西方盟国的首都，仍是前一天的傍晚。在世界一边的早餐时分签署的一份投降书，在世界另一边的晚报上被人读到，日期却已不同。因此，即便是这本书里最精确的分钟，也只属于一个地方，您常常需要拨动自己手表的指针，才能跟上消息传播的脚步。

每一方的死者都属于这个故事

一部关于终结的编年史，很容易变成一部胜利者的编年史，一个关于升起旗帜、交出文件的故事。我尽了很大努力，不让这本书变成那样。

这场战争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妇女也有儿童，遍及它所触及的每一片土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见到我将向您讲述的任何一次终结。有些人死于战斗的最后一周，有些人死于最后一天，还有些人死于签字之后、消息到达他们之前。当您读到一位将军在一座校舍里签字时，我请您也想一想那些不在场的人。想一想战败一方那位被告知永远不许放弃的年轻士兵。想一想胜利一方那位没能活着听到教堂钟声的母亲。想一想那位要等待多年才能坐上回家火车的战俘。他们是每一次终结的一部分，没有他们，任何一次签字都毫无意义。我不会详细描写那些战役、轰炸或集中营。它们的名称和日期足以唤起人们的记忆，而我希望这是一本您可以慢慢读、甚至可以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大声朗读的书。

慢慢阅读一部编年史本身就是一种纪念

您也许会好奇，我为什么选择严格按照日历的顺序来讲述这一切，而不是按主题或地区来讲。原因很简单，它来自车站站台上的那位老人。

日历是战争中每一个人所共有的东西，无论他们穿着什么制服，说着什么语言。1943年9月的某一天，对帐篷里的将军和远在海上的水手来说是同一天。对一个前线尚未到达的村庄里的农夫来说，也是同一天。对一个躲在地窖里等待喧嚣停止的孩子来说，那也是同一天。当您一个接一个地追随这些日期时，您就同时走在他们所有人的身旁。您开始感受到，战争的终结是如何依次来到他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有时它作为好消息到来，有时作为恐惧，有时则作为一种谁都不太敢相信的奇异的宁静。在每一章里，我都会按顺序排列事件，凡是我知道的，都会写明时辰和房间。我也会不时停下来，就像您在长途步行中会在路旁的小礼拜堂前停下那样，去纪念那些度过了那些日子的人们。

今天看到的小小事物可以为我们打开通往过去的门

一路上，我也会告诉您一些我亲眼见过的小事，它们来自我自己的旅行，也来自我自己居住的小城。会有一位木匠作坊里的一张圆桌，一个霜冻的早晨敲响的一口钟，一艘在夜里横渡寒冷海面的渡轮，还有市场摊位上一只箱子里的一本孩子的练习簿。

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对这个故事有多重要。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发现，过去常常在那些平凡的地方离我们最近，在那里没有人期待与它相遇。一座火车站台、一张旧时刻表，或是一张长椅尽头刻着名字的一块石头，都能打开一扇厚厚的历史书始终紧闭的门。您的身边大概也有这样的地方。也许在村中的草地上有一座您每天经过却从未细读的纪念碑，或是在某位亲戚的抽屉里有一张旧照片。我希望，到这本书结束时，您能以新的眼光、多一点耐心去看待它们。

老人已经不在了，但石碑还在

许多个月之后，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又回到了那座车站，心里隐隐希望能再见到那位老人。当然，我知道这不太可能。

他不在那里，长椅也刚刚重新漆过，但石碑依旧如故。在低斜的光线里，碑上的第一个日期比其他日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仿佛有人特意拂去了上面的灰尘。那是1943年9月的一个日期，正是橄榄树间那顶帐篷的月份。在它下面，日期沿着石碑一路向下，穿过那个秋天和冬天，穿过随后漫长的一年，直到靠近碎石的最后一行。我像他当年那样站在碑前，一个接一个、不慌不忙地慢慢读着那些名字。在我阅读时，一列货车从远处的轨道上驶过。它的车轮在铁轨接缝上发出咔嗒声，就像一座极大的时钟在滴答作响。

当最后一节车厢驶过、站台重归安静时，我摘下帽子，停留了片刻。我是为那块石碑上的铁路职工这样做的，也是为每一方那些名字被刻在其他石碑上的人们这样做的，那些石碑上的文字，有许多是我读不懂的。

然后，我自己的列车进站了，沿着站台缓缓减速，直到停下。我上了车，坐在窗边，看着那块小小的石碑在暮色中渐渐变小，碑上1943年9月的那个第一个日期，仍然映着最后一缕阳光。